中国新能源曙光：市场突破需国家政策长期扶持

　　技术突破、市场突破、产业化突破，都需要国家政策的长期扶持

　　《可再生能源法》于2006年1月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我国实施可持续能源战略的重要措施。

　　据测算，2005年，我国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年利用量折合总计为1.66亿吨标准煤(不包括以传统方式利用的生物质能)，约占一次能源总量的7.5%。

其中，水电为1.38亿吨标准煤，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利用等提供了2800万吨标准煤。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通过大幅提高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按照我国中长期能源规划推算，预计到2050年将提升到30%～40%。

　　生物质能期待产业化突破

　　“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法》中列出的新能源的主要种类。近两年来，我国政府尤其高度重视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在近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重点突出了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内容。”接受本刊采访的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副司长贾敬敦介绍说。

　　生物质能泛指一切可再生的有机类物质，包括作物的秸秆、根茎、果实、畜禽粪便等有机质。我国每年仅农作物秸秆和林业采伐加工剩余物就达十多亿吨，约合5亿吨标准煤；我国现有900多万公顷木本油料林和薪炭林，加上抚育间伐材等，每年可提供的生物量达3亿吨以上，可替代2亿吨标准煤，减少目前1/10的化石能源消耗；可供规模开发的油料树种有30多种，开发生物柴油等前景广阔；还有5400多万公顷宜林荒山荒地、近1亿公顷盐碱地和沙地，能够用于培育能源林。发展能源植物的生物质生产潜力巨大。

　　另外，我国每年产生的30亿吨畜禽粪便成为水体的严重污染源，几千年的烟熏火燎和低效能的直燃式能源消费要求改善，350万个偏远山区农村至今没有用上电。但目前我国商品化的生物质能源仅占一次能源消费的0.5%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

　　贾敬敦将生物质能源分为三类：一是压缩、密实成型固化燃料，便于运输和使用；一是转化成液体燃料如乙醇、柴油；一是生物质转化成气体，如沼气等。他认为，我国生物质产业化的技术基本成熟，具备规模化生产的条件；生物质开发企业有了一定基础，社会上对生物质产品需求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但我国生物质产业发展还处于战略初期。

　　“发展生物质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技术突破，解决生物质大分子的高效转化问题，解决产业化利用问题。这也是世界性的难题。”在贾敬敦看来，生物质进入产业化生产，目前规模化的制备技术还不过关，尚待关键技术的攻关和创新。生物质能具有资源种类多、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原料的采集和粗加工是目前生物质能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决原料分散性和集约化生产的矛盾。同时，要培养具有一定规模的生物质龙头企业，降低生物质能生产成本。目前，政策和市场尚不完善，也制约了生物质能的发展。国家应加强相关政策和标准的制定并完善配套措施，包括制定促进生物质能开发利用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大力支持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工作。

　　风能开发需要政策助力

　　根据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估算，全国陆地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储量约为2.53亿千瓦，而近海可开发利用的风能储量为7.5亿千瓦。

　　“理论上讲，我国海陆可开发利用的风能资源约10亿千瓦。”科技部高技术司谭可荣处长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风能资源丰富的16个省、市、自治区，已建成风电场92座，累计运行风力发电机组3297台，总容量达2590MW。2005年新增装机容量高达1330MW。根据全球风能协会的统计数据，中国风电总装机容量居世界第六位。

　　据了解，2000年前，我国风电处于试验示范阶段，主要是国外政府援助的小项目。2000年后，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并网风电的发展。自2004年起，中国风电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2006年总装机容量的增长率高达104%。

　　谭可荣介绍说，自2001年起，国家对风电实行按增值税应纳税额减半征收。为了支持风机制造的国产化，政府要求风电设备国产化率要达到70%以上，不满足设备国产化率要求的风电场不允许建设，进口设备海关要照章纳税。《可再生能源法》开始实施后，国家同时出台了与风电相关的实施细则；电网企业应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并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上网服务；风力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电价标准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招标形成的价格确定；发电企业应积极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并承担国家规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义务；风电场工程建设用地按实际占有面积计算和征地；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过去4年里，我国实施了风电特许权项目，其目的就是降低风电上网电价、推进大型风电场的快速建设；在国家提供一定的建设条件和优惠政策的前提下，通过招投标竞争方式选择风电场建设运营者。每个风电场的建设规模至少为10万千瓦。评标的主要条件是上网电价低、机组设备保证一定的本地化制造率(目前不低于70%)和成熟合理的技术经济实施方案。

　　在谭可荣看来，我国风电发展的前景非常好，600千瓦和750千瓦风力发电机组已实现产业化，兆瓦级的风电技术也已具备自主开发能力。风电不受时间限制，无污染，市场前景非常好。随着技术和市场的不断成熟，政策的配套性逐步完善，风电行业一定会有大发展。

　　太阳能光伏发电受制于核心技术

　　根据预测，我国太阳能资源的理论储量达每年17000亿吨标准煤。有专家称，太阳能光伏发电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生产、供应和消费方式，给能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但光伏产业最核心的技术之一——制造太阳能电池的高纯度多晶硅提纯技术我们尚不具备。核心技术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头号风险。

　　业内专家指出，我国目前掌握的硅材料提纯技术，仅局限于实验室的科学研究，尚未具备自主建立高纯度多晶硅生产线的能力。

　　接受采访的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研究员许洪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光伏企业不过是在做来料加工：进口多晶硅原料，经过硅片切割、太阳能电池片生产、把电池片组装成‘太阳电池组件’，制成成品出口。也就是说，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的光伏企业大都集中在组装、制造等价值较低的产业链中间环节。而在行业分工中，这些都是附加值低、能耗高的环节。”

　　作为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理事，许洪华强调说，在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中，科技的支撑作用严重不足。一方面，我国光伏产业起步晚，在技术和系统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有着巨大差距。更主要的是，在整个技术产业方面缺少国家战略。虽然出台了中国《可再生能源法》，但把光伏产业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是放在替代能源的战略性地位、掌握自主技术、自主研发还是听之任之，任由其发展没有明确定位。

　　资料显示，太阳能发电成本大约是生物质发电(沼气发电)的7倍～12倍、风能发电的6倍～10倍、传统火力发电的11倍～18倍。如此昂贵的价格和国家鼓励政策的缺失，使国内市场短期内难以打开，国内企业的命运，几乎完全取决于海外市场的需求与紧缺的原材料供应情况，‘两头在外’的现实，使太阳能光伏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

　　“如果没有明确的国家战略定位，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没有国家持续、稳定的资金投入，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之路将荆棘遍布。”

　　氢能研发有望实现跨越

　　我国石油消耗已位居世界第二位。要摆脱对石油的严重依赖需要开发新的替代能源。氢，由于燃烧时只产生水所以被看成是最洁净的能源。但是氢在自然界不能独立存在，只能通过二次转化得到，因此也要消耗部分能量。寻求低成本的制氢技术是未来氢能开发的关键方向之一。

　　谭可荣介绍说，氢作为能源利用存在一个制造、储存、输运的过程。氢气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取，包括从水、石油、天然气、盐的电解或有机物化合物中提取。通过电解水，我们可以轻松获得氢气，这一过程在中学化学试验课上便可实现，但要消耗较多的电能。开发低成本、无二次污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制氢技术，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目前，利用化石燃料制氢是实现氢能大规模利用的一种过渡技术。

　　谭可荣认为，氢燃料电池是氢能利用的重要方式。氢燃料电池通过氢与空气中的氧结合产生电能。目前欧、美、日制造的氢燃料电池已经应用到生活中各类用能领域，如:氢燃料电池汽车、氢燃料商用和家庭发电装置、氢燃料手提电脑和手机电池等。我国在氢燃料电池汽车开发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燃料电池的昂贵成本和寿命问题阻碍了它的商业化应用。因此，研发燃料电池的高温质子膜、催化剂、高效膜电极等关键技术，是燃料电池商业化进程的关键。

　　多位专家认为，我国对氢能技术的研发起步较早，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很大，只要我们抓住机遇，自主探索创新，我国在氢能技术研发方面一定会有大的跨越。(孙英兰)(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