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外孙女：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的未来

　　纳博科夫才是俄罗斯的未来

　　□本报记者 李宏宇

　　2002年，布什总统访俄前，说他为了准备，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妮娜·赫鲁晓娃在美国的媒体上说：“他应该读纳博科夫，因为那才是俄罗斯的未来。

　　与记者交谈中，赫鲁晓娃最常引用的一句话反而是陀氏名言：“尽管落后，但我们精神不倒”。她很不喜欢这句话，认为陀氏是在教导俄罗斯人，应当安于人生，人本就该遭受苦难，但要保持灵魂的纯洁。

　　“俄罗斯传统文化还是唯心的，他们相信非物质的概念，相信灵魂，相信强大的精神力量。”她觉得这既不够现代，对未来也没有好处，而纳博科夫在他的作品里，就解放了那些悲惨的唯心的人物。他们的世界可以有物质生活，可以有实用的成功，精神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布什想了解俄罗斯将会、应该会成为什么样，他就应该读纳博科夫，看那些个人化的人物，而不是陀氏那种集体的苦难。”赫鲁晓娃说。

　　纳博科夫的每本书

　　都是政治书

　　记者：您是怎么开始研究纳博科夫的？

　　赫鲁晓娃：我爱上了一尊铜像。听起来可笑是吧？可是我是俄罗斯人，我相信唯心的文化概念。

　　1999年，我去了瑞士蒙特勒，纳博科夫就葬在那里，正好是他百年诞辰。说实话那时候我连喜欢他都还谈不上，只是去玩而已。就像随便哪个游客，到了瑞士沃维就会去看卓别林墓地，我也想去纳博科夫墓地，想找他曾经住过的酒店。

　　那种旅游胜地满是豪华绚丽的酒店，我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我想随便去一家问问看，也许有些个小资的家伙知道呢。

　　我看到一家酒店，就像个涂满了奶油花饰的巨大蛋糕，那种新艺术运动风格的装饰美极了。我下了车走进大堂，迎面碰上了纳博科夫——他就坐在那儿，当然，是尊铜像。我目瞪口呆，只不过随便撞了一家，结果就是他曾住过的。我觉得天哪，这肯定是种预兆！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或许是心灵感应？从那开始我阅读他写的一切，发现他总是把要说的东西深藏起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拜访纳博科夫》，是我和一尊雕像之间的对话。我想用这种对话方式找到这些深藏其后的东西。

　　记者：您一开始就是用政治的视角阅读纳博科夫么？

　　赫鲁晓娃：我自己12岁就试着读过《洛丽塔》。那时候还禁止出版，是打字机打的，私下流传，晚上借到第二天早上就得还……我讨厌那本书，讨厌洛丽塔，讨厌整个纳博科夫的概念。倒不是因为性描写，其实也没什么过火的描写。

　　纳博科夫始终说自己写的东西无关政治，也不涉及社会价值观，他说“我喜欢编造没有答案的谜语”。我是研究政治的，我读了他所有作品，这两件事凑到一起，我发现他在写未来的俄罗斯。他自己都没料到，他在四五十年以前就为我们描摹出当代的、集体思想消失之后的俄罗斯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政治书。

　　记者：您说纳博科夫就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路标，怎么理解？

　　赫鲁晓娃：西方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美国，搬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务报表、世界银行的法律文件，希望改变俄罗斯的体制，可是俄罗斯人特别不擅长看这个，俄罗斯人只是贪婪地阅读文学。比如《古拉格群岛》对终结苏联政权的专制属性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如果俄罗斯人阅读纳博科夫，就是重要的转型教材。

　　他自己是在十月革命后离开俄国，带着19世纪的俄罗斯文化传统，要转型到20世纪开放的美国文化——现在他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

　　19世纪俄国文学作品里的大多人物都很典型——苦难、悲惨成了共同的前提意识，从来没有好结局。俄罗斯人在现实中不顺利，就从这些人物身上寻找安慰。我们安慰自己：没有洗衣机、食品店，可是我们有俄罗斯精神，这就能构成一个大国。

　　而纳博科夫一生都没有这样的主张，他自称从来没有社会目的，写作只为自娱。可如果你看他的作品，尤其是1940 年代后用英语撰写的作品，他基本上是在为俄罗斯人改写俄罗斯文学。

　　《阿达》是改写《安娜·卡列尼娜》。后者的开头非常著名：“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俄罗斯人的看法就是这样，幸福没什么，都一样。而《阿达》的开头恰恰倒转过来：“幸福的家庭多少各有其幸福，不幸的家庭倒多少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不幸实在没什么值得赞美的，其实在幸福里才能发现人生。

　　《微暗的火》改写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斩首的邀请》改写《白痴》。他改写每一部名著都是为了让我们今天利用，因为俄罗斯人还是更擅长领会形而上的文化概念。

　　整个俄罗斯传统文化背后的观念是：做一个舒服的资产阶级没什么意思，人生要义在于拼搏奋斗，就算拼上性命也是快乐的，因为奋斗是要成为更高贵的人或更高贵的灵魂。而纳博科夫认为过一个普通人的小日子也不坏。纳博科夫提前四十多年就预言了俄罗斯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命运——从苏联共产主义解放出来，缓慢而有组织地建立个人竞争的资本主义文化。他赋予人物现代性，而前者只是在集体背景下书写个人不幸。

　　我那篇《拜访纳博科夫》后来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那本书的政治信息。我觉得有趣的是他揭开了现代性的神秘，他学会了做一个好的资本主义者。当然他没这么称呼过自己，但他确实是个好的自由主义者；他适应那个体制，有社会责任感又快乐，一个俄罗斯人成了美国文学大师，这是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