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劝唐太宗“守法”

　　观史品法

　　大臣劝唐太宗“守法”

　　王玉信

　　我们对皇权时代的法制之理解，往往是“朕即法律”，皇帝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从整个皇权时代的根本政治制度层面来分析，这个判断没错，因为当时立法并非民众意志的体现，而是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君主意志的体现。

　　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因为兵部郎中戴胃忠诚廉洁，公平正直，把他提升为大理寺少卿———主管案件复核的大理寺二把手。当时有很多的选人(候选官员，即后备干部)伪造资历，冒充名门来骗取官职———和今日有人买假文凭略似，唐太宗则下令叫这些人自首，如有不自首的就要处以死刑。不久，查出了温州司马参军柳雄伪造资历，唐太宗想把他杀掉，以警醒后人。

　　戴胃劝谏说，“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应该判处流刑”。太宗就大发脾气说：“你这不是你想遵守法律而却让我的命令不执行以失信于全国么？”戴胃回答说：“皇帝的命令有时是出于个人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则是国家颁布用以取信于天下的东西，陛下出于痛恨那些伪造资历的选人，所以想把他们处死，现在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合适，认为还是应该依法处理为好，这才是抛弃小忿，保护大信的作法。”唐太宗说：“你能这样坚持执行法律，我还有什么忧虑的呢！”

　　戴胃为了坚持依法办事，曾多次冒犯皇帝的尊严，尽管皇帝有时面对他的直言，如芒刺在背，但大多数他的意见都能采纳。今人大多知道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太宗朝其实能直谏的人并不止魏征一人，正因为有着这种群臣敢谏、皇帝纳谏的政治生态，唐太宗时期才有“贞观之治”。而明朝中叶，敢于直谏的海瑞要冒着被杀的危险，此时的政治风气和唐太宗时期已不能同日而语，因此两个时代国势之强弱、民生之好坏也有巨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