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

　　海通以来，岁月蹉跎，中国社会已渐臻法治之道。追溯数百年前中土泰西，彼此由互认为想象的异邦与存在的他者，经由磨合、碰撞终至会通超胜，这些对于我们借鉴既往，瞻视当下尤其具有积极意义。由此本刊特开设《接触与碰撞》专栏，向读者集中展示这一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共10期，本期为第3期，敬请关注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

　　——利玛窦进京拜龙座庞迪我著文说中国

　　田 涛

　　利玛窦以一个西方传教士的角度，在他的作品中介绍了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来华人士的看法和态度。

中国人以中央大国自居，将外国人看成“蛮夷”，甚至比作“野兽”。利玛窦死后直至清末，在漫长的几百年间，这种以东方大国自居，盲目自大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中国人习惯地将外国人称作“长毛”、“夷人”、“洋鬼”、“番鬼”，甚至“洋鬼子”，这其中包含了中国人特有的自尊，而在这种自尊中毫无疑问地掩盖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怯懦。利玛窦认为当时的中国政府不仅仅是不相信外国人，同样也不相信自己的人民和民族。利玛窦的这番话值得每一个勇于直面历史和勇于面对未来的人深思：

　　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民和亲属的民族，对于无论从四邻或国外来的外国人都心怀疑惧，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对于外国人的了解常常是糊涂的或错误的，因为这些理解是从其他的外国人那听说的，而这些外国人则是想到这个帝国来以谋求好处的营利者。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的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书面语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人们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对于派来向皇上致敬或办理别项事务的邻国使节或使臣怀着多么大的疑惧了。虽然中国可能和派遣使节的邻国自古以来就友好相处，但这并不能使来访的贵臣免于在他们全部在国内的行程中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来对待，并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在他们的全部逗留期间，他们被安顿在宫城范围里盖得像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是被锁在里边。他们从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或其他事务都是与钦定的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例如澳门半岛，在那里从1557年起建立了一个与葡萄牙人通商的商场。凡是未得官方批准而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都将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和利玛窦一起从澳门晋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在社会学领域里将西方宗教哲学、法理学与东方神圣的礼教和法律文化进行了接触与碰撞。

　　迭戈·德·庞迪我是西班牙耶稣会教士，1571年出生在西班牙巴尔德莫镇。1597年在范礼安(1538—1606年)和李玛诺(1559—1639年)神父率领下到达澳门，次年即随同利玛窦晋京，1600年抵达天津，1601年获准觐见万历皇帝的殊荣，即向“龙座”朝拜，此后留居北京。1602年完成了他的著名作品《一些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纪实及他们在这一国度看到的特殊情况及该国固有的引人注目的事物》(简称《引人注目的事物》)。在这部作品中，庞迪我将他所见到的中国社会、官制、法律介绍到西方，并且在当时的西方引起很大的反响。此后，他又在中国完成了一系列与哲学、伦理学有关的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中国也曾经一度引人注目，然后作为一种与东方迥异的“另类”文明，其命运则显然与利玛窦传授的“实验科学”大不相同。哲学、伦理学、法学在中国被认为事关“国体”，因此庞迪我的名字及其作品竟如一颗流星划空而过。庞迪我成了最早向西方系统地介绍中国的货币制度、贸易、经济以及文人阶层、婚姻和礼仪制度，以及兵制、武器、等级制度、特权等概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政府的组成、行政制度、官职设置、司法诉讼程序等内容的描述。

　　庞迪我在《引人注目的事物》中专门表达了他对中华帝国中央集权的认识，“皇帝在‘天官’的辅佐之下，设立有礼、兵、户、吏、刑、工六部。每部设有尚书。”他还特别记述了这个国家有专门的“成文法律”(指《大明律》)。“但相应的司法制度却并不完备，部分官吏对法律任意作出解释，从官员的利益出发，独断专行，作出许多错事。他们为了自身谋利，使贿赂成为官场通行的手段，官官相护是个突出的现象”。“在司法审判时，如果出了冤假错案，其他官吏会来帮助掩饰，或者故作视而不见。”庞迪我还谈到，“为了革除官场的弊端，皇帝每年都要派出公开身份的‘御史’到全国各地视察”。

　　此外，庞迪我还专门描述了在司法程序中“百姓向官员提出诉讼的要求，各种案件都由官吏审讯并作出判决”，并且还指出这些判决有时官员并不是根据法律作出的，同时他还对在司法审讯时的肉体刑罚及监狱的情况进行了描述。此外，他还说道“中国的官员很多人是很出色的，他们忠于职守，将公众利益时时放在心上”。但庞迪我得出的结论既准确而又具有说明力：“这些官员之所以如此，他们最根本的目的是效忠于皇帝。”

　　庞迪我的作品很快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书籍最初用拉丁文写成，不久即被译成西班牙文、德文、法文、英文等多种文本。并且被普遍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综合性介绍明王朝政治、法律制度的西方文献，在研究中西法律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