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一切事情办完之后，我需要休息，好好地休息，你觉得我需要多长的时间？”
“你是指身体还是心理？身体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养好了，心理就看你自己了，一年、两年--”
“就像你刚才说的，将来租个便宜的房子什么的，你觉得我还能出门吗？”
“为什么不能？”
“我还能以前一样去买菜？去超市？不可能的，他们谁都会对我指指点点的，他们谁都认识我，上一次媒体报道之后（指2005年杨父卖肾筹钱的报道）就这样了，三个月我没出门。
”
“时间会冲淡一切的——”
这是本报记者昨天下午和杨丽娟的对话，由于赶上周末，兰州的民政部门和出入境部门都没有人上班的情况下，杨丽娟渡过了相对平静的一天，媒体的追根溯底、人们铺天盖地的争议都已经渐渐过去，在兰州一个“健康追星宣讲团”正在四处宣讲，热闹的网络早已悄悄转变了话题，在这一场巨大的喧嚣过后，如何让她们回归生活，成为一个最为实现的话题。
今后的生活：目前唯一生活来源是140元的低保
目前，杨丽娟的母女仍在媒体的资助下住在旅馆，对于杨丽娟来说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兰州并没有她的落脚之处。自从卖了房子之后，他们一家三口就租住在兰州永昌路的胜利招待所，至今所有的家当汇集成了几件行礼还寄放在招待所的仓库。记者昨天在招待所看到，杨丽娟租住的328室已经改成了三人房，18块钱一个床位。而328室旁边的仓库里放着几件行礼，一个编织袋、一个大纸箱，一个破旧的电视机柜，柜子里装的是脸盆等生活用品，袋子里装着被子、鞋子等。招待所的服务员告诉我们，“他们大概住了三四个月，3月18日退房的，走的时候结清了帐，行礼是免费寄放在这里的，一直没来取。”招待所的书记说：“当时一个月的房钱大约在600元。”而目前两母女身上的现金只有三百多元港币，杨丽娟想把港币换成人民币，给她的手机充值。
媒体的资助只是短暂的，两母女最终还是要在兰州生活，她们没有房子，目前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户口所在地的白银街道办事处给杜菊英只的低保。“每个月140元，是2003年办的，当时家里欠的钱太多了，他爸到街道办的，也一直是他去领的。”140元如何生活？昨天记者前往兰州市民政局和杨勤翼户口所在的城关区民政局，了解相关的对策。由于周末两个民政部门都没有人上班，母女俩究竟可以得到政府的多少帮助还要等周一才能清楚。
而在城关区民政局，当守门的老头得知眼前蹲在地上的女孩就是追刘德华的那个粉丝时，呸了一声，说：“这个疯子。”这是相当多兰州人的看法，一位兰州市民告诉记者：“杨丽娟那是丢死了兰州人的脸。”而当记者采访一些市民对母女俩下一步生活该有些怎么样的帮助时，很多人认为：“她二十多岁的人，有手有脚，不能工作啊，凭什么要低保，要资助。”
而从白银街道办事处了解到，白银路街道可以为她办理低保申请手续，但办理低保必须在户口所在地，现在她居无定所，不可能申请，但会考虑到她现在的情况将倡议和组织对其进行相应的帮助。所以从现在看，她们母女俩现实的生活道路是可以考虑在白银街道附近先租一个房子，安顿下来。但当记者同杨丽娟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她的回答是：“不要跟我谈将来，现在要谈的是办签证，我现在没有想将来怎么办。”
如何治心理的病：目前我们国家的心理咨询模式帮不了她
与她们的生活相比，心理无疑是更大的问题。杨丽娟和她的母亲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心理有问题，昨天当她在记者的笔记本里看到对心理医生兰国强的采访里，更愤怒地一把夺过记者手里的采访本，把那一页一把撕下来。在公安局的门房，她大哭大闹，说：“你写这些东西干什么？你究竟在帮助谁。”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杨丽娟需要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但已我们国家目前的心理咨询模式，这些心理医生们是不可能走近杨丽娟的生活的，杨丽娟也不可能走进心理咨询中心的大门。那么我们该如何做？
广州义工独创的对于边缘青少年的一种救助方法或许有用。义工赵光军和他的团队在多年的个案救助中使用一种“导演”法，让义工以朋友的身份接近她，在她的生活中扮演某种角色，真正融入到她的生活当中去，在生活的点滴潜移默化的影响她，改变她的生活习惯。不过这种方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足够的时间，所以成本很高，风险也很大，就像是导演一场戏，只有主角不知道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旦杨丽娟知道真相，很可能功亏一篑，适得其反。据赵光军介绍，他们从2000年开始创制这种模式，目前已经取得初步成功的对象有十几例，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长的有三年，最短的也要几个月。如果我们的心理医生可以尝试类似的模式，杨丽娟的心理也许还有得一救。
不改变她的思维，就不可能真正的解救她。在她看来，自己很正常，这种讳疾忌医的心理，不可能配合医生的治疗。即使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人敢当面“忤逆”她，做事都顺着她。安然世纪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学硕士兰国强告诉记者：“采用训斥她的治疗方法，可能存在很大风险，有成功的，但万一失败，后果将会很严重。”
不管怎么样，怎么骂杨丽娟，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她是一个病人。社会应当去为她治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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