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商议时，“女客”们和各自的丈夫几乎不说话，互相离得远远的 周清 摄
"女客"
“女客”是宝塔区万花山乡毗圪堵村的村民对该村已结婚女子的俗称，有点客人的味道。这些妇女与非本村男性结婚后，因种种原因未转出户口。宝塔区目前有“女客”近万名。
本报延安讯（记者 周清）“我没有身份证先不说，孩子17岁了，已经记不清交过多少借读费，眼看着今年就要参加高考，就因为妈妈是‘女客’，孩子就一直没有户口和学籍，高考眼看着就要泡汤。”昨日中午，延安市宝塔区万花山乡毗圪堵村“女客”郭延红的丈夫情绪激动地说：“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要离婚，我们12对‘女客’家庭都要离婚！”
100天已经过去了立案无果
昨日上午刚上班，13户“女客”家庭的代表和委托律师早早来到宝塔区人民法院。
代理律师车晓刚质疑，早在2006年2月，省高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讨论会议纪要》中就明确规定，对类似问题“应予支持”，怎么到了宝塔区法院却连案都不能立？
宝塔区法院院长文小平解释说，该院就此事并不是不立案，省高院的相关规定只是一个“会议纪要”，每个案件要看其具体情况，宝塔区内“女客”近万名，“我们要对区委区政府负责，要顾全大局。”
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协调和研究无可厚非，而事实上，13户“女客”从2006年12月17日第一次请求立案，到昨日已100天。
孩子无法参加高考 夫妻打架
“事情发展到现在，并不是表面上讨回收益分配权的问题了。”“女客”李成英气愤地说，就因为她要维权，现在和村邻甚至自己的亲哥哥关系都不和睦，孩子的户口解决不了，每年上学报名时丈夫都会因此和她发生争吵，直到动手打架，“我都不好意思给你看我身上的伤”。
“女客”们的丈夫纷纷指责“女客”，他们在毗圪堵村的生存压力特别大，村邻环境别扭又压抑，“自己几十岁的人了，一进村就得把脸装在口袋里———根本就没脸面！过日子也就没有劲儿了”。
“女客”郭延红的丈夫是位司机，开车挣钱是他们家的全部生活来源。“驾照是原来用临时身份证考的，临时身份证早就到期了，驾照到期了却因为没有身份证不能年审，这日子咋往下过呀！”由此夫妻俩经常吵架，郭延红的丈夫偷偷让记者看了自己身上的几处淤血，“你看腿上这伤，都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俩总打架”。
郭延红的眼泪更是刷刷往下流：“我孩子今年17岁了，这些年看了多少眼色，交了多少借读费都没数，眼看着平时成绩就不错的孩子今年高考，可他没身份证和学籍就不能考，把娃一辈子都耽搁了！我和他爸经常互相指责，咋能不打架？”
以离婚方式骗回出走丈夫见记者
25岁的“女客”高晓燕婚后有一个4岁的孩子，丈夫米喜喜是绥德人，从部队转业后与高晓燕在毗圪堵村结婚生活，孩子成了“黑户”，加之村里的特殊氛围，使米喜喜“感觉待着没意思”，于2006年下半年离家出走。高晓燕经多方打听，得知丈夫在洛川附近打工。
“我年龄还小，还得替自己以后打算，早点离婚好！”米喜喜说话时和妻子离得很远，他越说越激动，突然从上衣口袋掏出结婚证大声告诉记者：“我是被骗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说回来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是和你见面。”
13户“女客”中有1户此前已经离婚，“受不了村里的这些麻烦”；有3对夫妻因丈夫户口问题，虽然已形成多年的事实婚姻并育有儿女，但至今没有结婚证。“有没有结婚证不重要，但因为涉及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问题，我们要与其他9户‘女客’家庭一起集体离婚！”
“我早就写好离婚协议书了，要不是律师劝阻了几次，早就离了。”“女客”李成英说。据了解，12户女客家庭将在近几日“集体离婚”。
■记者说话
集体“离婚”是一种悲哀
在昨日的采访过程中，记者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因为见多了一些为解决问题而作秀的场面，记者开始也在想，12户“女客”夫妻会不会是因为法院迟迟没有立案，商议好上演一场集体离婚。但随着采访深入，这种疑虑越来越淡。
“女客”所在家庭因为多年承受纷乱的负担与烦闷，集体离婚前大多已“奄奄一息”。这次之所以集体“喷发”，实际上是一直苦苦维系家庭关系的最后支撑被告知“还没有开会讨论”后的崩溃。许多“女客”纷纷向记者表示，夫妻双方早就想离婚了，但内心深处毕竟对生活仍抱有希望。她们热切期盼着能用法律为家庭成员讨回“身份证、学籍和尊严”，讨回许多家庭得以继续维系的某种基石，她们甚至已经认为，“讨回分配收益权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维权陷入困局，已经影响着许多她们认为急需解决的事。
当希望渺茫得近乎绝望，有什么理由还能支撑这些精神上早已破裂的家庭？记者也希望他们都能拥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但面对几乎没有希望解决的局面，她们“哀莫大于心死”。12户“女客”家庭的集体离婚，其实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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