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创新研制的体制
“不论大飞机项目基地建在何地,都应以飞机制造中的主机厂企业为核心,组建集研发、设计、制造、试验、营销、服务一体化的独立经营的、总集成的公司,形成大飞机‘国家队’,这是航空工业体制创新的核心,也是大飞机研制的根本保证。
孙海鹰介绍说,我国的飞机研制体制承继了前苏联体制,研发、制造与试飞在组织层面上是分离的,并以型号为主来实施。而型号研制管理体制存在一些体制性缺陷,难以有效地积累技术能力。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我国耗费了大量资源,组织实施了飞机设计实践,却没有一家单位完整地获得飞机顶层设计能力,没有一家单位走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先进民用飞机研制的全过程,因此,“体制创新是发展航空产业的中心任务。”
作为最先启动的重大科技专项,大飞机承载了国人太多的民族自强、自立情感和摆脱国外长期垄断的愿望。但研制大型飞机毕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着人才、技术、资金、体制等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甚至有失败的风险,因此需要集聚全社会的力量进行长时间的攻关与努力。“国家要对民机工业发展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和长期的产业政策,而且不能随政府的换届、领导的更替、局部和短期的考虑而不断变动。”孙海鹰反复强调说。
历史经验表明,模仿、跟踪、合作、以市场换技术都不可能获取航空核心技术。如果在不掌握“全设计能力”条件下集成创新,无异于放弃对核心技术、关键组件的自主研发。
孙海鹰认为,“再发明大飞机”,即重复发明发达国家成熟大飞机技术,是我国寻求技术能力独立、技术能力“蛙跳”式发展的根本途径。他说,“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要做到自主创新、实现跨越必须分步实施、循序渐进。要学习‘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地跨越,从而加快缩短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应集中全国力量,分包承担责任,攻克航空产业的气动技术、复合材料技术、微电子技术、发动机核心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都表示,大飞机是航空工业的王冠,不但技术复杂,而且质量要求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重大利益,需要集全国之力,多方参与,统筹协调。动员和组织全国的力量,建立起大飞机技术能力赖以生成、发展的开发平台,并以企业化运作的方式,推动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产业化的顺利实现。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摆脱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局限,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重。“只要各个方面大力协同、统筹资源,中国人自己生产的大飞机一定能飞上蓝天”。
一波三折的中国大飞机计划
所谓大飞机,是指起飞总重量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包括军用和民用大型运输机,也包括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它是民航使用最广泛的主力机型。
“早在30多年前,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对发展我们自己的大飞机制造业有所考虑。‘运十’就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大型民用喷气式客机。”曾参与国务院组织的“大飞机项目论证组”的中央政策研究室王超平研究员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1970年8月,我国第一个大飞机项目“运十”正式启动,并于1980年9月26日首飞上天,中国也由此成为继美、苏和欧盟之后第四个能自己造出100吨级飞机的国家。但由于多方面原因,80年代中期,耗资5.377亿元人民币的“运十”项目被迫下马。仅比欧洲空客晚两年起步的中国大飞机制造业,自此举步不前。
当时,中央曾对民用飞机工业发展制定了“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装配和部分制造支干线飞机,当时主要是装配麦道80/90系列飞机,由麦道提供技术;第二步与国外合作,联合设计研制100座级飞机;第三步是2010年实现自行设计、制造180座级干线飞机。遗憾的是,“三步走”没有走下去。到上世纪90年代,空客公司终止与我国AE-100飞机的联合研制项目。
2003年11月,在“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编制中,陆续成立了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重大专项论证组。在各界呼吁下,“大飞机”被列入其中,成为第一个也是论证最为艰苦的一个“重大专项”。
2006年2月9日,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年-2020年)》,大型飞机被确定为“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同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我国将在“十一五”期间启动大型飞机研制项目。为此,国务院成立了大型飞机重大专项领导小组,组织了专家论证委员会独立开展论证,经过6个月的工作,形成了《大型飞机方案论证报告》。今年2月26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至此,争论多年的“大飞机项目”终于尘埃落定。(文/记者 孙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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