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得之言：潘金莲是检验国人的道德试纸

　　王石川

　　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羊城讲堂”，推出暨南大学古代文学教授史小军主讲的“《金瓶梅词话》导读”，其中指出，西门庆、潘金莲等人并不仅仅是普通人观念中的“淫棍”、“淫妇”，他们身上带有很强的悲剧色彩。

　　史小军的新论一出，不啻于揭开了潘多拉盒子，激起了网友言辞激烈的挞伐。有人愤愤不平：“什么世道！！婊子都翻身了！！”有人痛心疾首：“现在的教授真是好无聊哦，一天到晚做些没有用的事。”

　　一部《水浒传》把潘金莲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渲染，经过民间的口耳相传，潘金莲就成了货真价实的淫妇，已经盖棺论定，仿佛谁也不可有异议，更不能翻案。说实话，某些国人爱憎分明并无不妥，关键是，稀里糊涂地爱憎分明就有迂腐之嫌了。潘金莲成了罪恶的化身和不守妇道的反面例证，这一方面是小说家的附会，另一方面也是国人不断添油加醋、不断恶魔化的结果。单纯揪住潘金莲的“斑斑劣迹”，而把她的美德全然扼杀，甚至也不去问潘金莲为何会有斑斑劣迹，这种思维是简单的；人云亦云地唾骂潘金莲，再恶狠狠地将其踩在地上不容其“辩解”、不许后人替其“辩解”，这种思维是粗暴的。诚如史小军所言，潘金莲身世可怜，从小到大一直被卖，虽然后来成了千古人唾骂的“淫妇”，却也是一个无钱无势、性格扭曲的受害者。

　　1985年，“巴蜀鬼才”魏明伦写作的《潘金莲》粉墨登场，魏氏并不讳言要为潘金莲翻案，因此《潘金莲》一剧旋即引起了思想飓风。多年后，《南方人物周刊》在《“性解冻”1978-2006》中评价道：“荒诞川剧《潘金莲》，一反传统的偏见和成见，力图用现代意识重塑潘金莲形象，探掘形成其悲剧的历史的社会的成因，促使人们反思千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命运和传统婚恋观的枷锁。”该评价深得我心。从人性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潘金莲有理由追求幸福；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潘金莲实际上是传统礼教的牺牲品；如果从漫长的历史维度来看，潘金莲的血泪和悲苦，她的不幸与挣扎、她的沉沦与癫狂，她的无力与反抗，无一不浸染着封建强权的深厚底色，她是一个权利缺损的女人。

　　大约两年前，南京夫子庙要修建文化墙，选项中包括秦淮八艳。孰料，消息传出，遭遇了不少市民强烈反抗，理由是：秦淮八艳是青楼女子，岂能荣登大雅之堂？笔者曾感叹道：“在仓惶乱世、在帝国时代，礼教密织，庶民的价值判断大都单一化，青楼女遭辱有情可原。如今，社会日趋多元化，经过数年的启蒙洗礼后，老百姓依然固守纯粹的道德判断，这耐人寻味。”如果把恶骂潘金莲和拒绝秦淮八艳联系起来，带给人的冲击依然让人窒息———粗鄙化判断古人，不允许重新解读，并且扣上一顶硕大的帽子，这种不由分说的道德强权到底是谁之错？如果潘金莲是可恶的，造成潘金莲堕落的世道可恶不可恶？面对历史人物，亦步亦趋地跟随已有评价，只有“世人皆欲杀”，没有“吾意独怜才”，这多么可悲。

　　当然，史小军不是不能批评，潘金莲也不是不能异议，笔者认为在批评和异议之前，不妨多一些理性。动辄出口成脏，然后挥舞着道德大棒狂扫一切；听不得一点有建设性的见解，蓄积着饱满的仇恨情绪，看不惯的就骂骂咧咧，这不可取。拿道德说事，用道德去苛责潘金莲，恰恰说明了潘金莲就是检验国人的道德试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