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和余男，激情迸发的时刻。
丁亥年大年初一，之前名字只为少数圈内人所知的中国导演王全安，凭借影片《图雅的婚事》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图雅的婚事》是一个发生在内蒙古草原的故事。丈夫巴特尔因为瘫痪在床，不能再照顾妻子图雅，决定让她改嫁。但图雅定下规矩，谁要娶她，必须带着她前夫一起生活。全片除了主演图雅的余男是专业演员外，其他演员都是当地老百姓。
柏林电影节上，王全安和余男以一种极为华丽的方式亮相：王全安一手握金熊一手揽着余男，两人一左一右，对着金熊“狠命”亲吻起来；密集的闪光灯中，王全安挪开金熊，对着余男的盈盈笑脸吻了一下。
王全安至今只拍了3部电影，3部电影只有一个女主角：余男。
1965年王全安生于延安，12岁到歌舞团当了一名舞蹈演员。1983年开始，他随歌舞团游历了一些国家，看了很多“大片”，冥冥中他感到自己这辈子注定是要跟电影结缘的。
1991年，王全安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偶尔在一两部电影里客串一下，剩下时间就是埋头写作。1999年，他的第13个剧本《月蚀》拍成电影，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大奖。2004年，他完成了第二部影片《惊蛰》。
我没什么问题，你应该接受我
人物周刊：之前的《月蚀》、《惊蜇》一直未能在国内上映，这次获得金熊奖很感慨吧？
王全安：一部电影在电影院放映，有被观赏的过程，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得奖反倒成了锦上添花的事。（沉默了一会儿）其实前两部电影我也没觉得特别心酸，之前中国的发行环境、电影环境，就是那么一个现状。
事实上在中国的艺术片里边，真正考虑到可以在电影院里放映的，比较少。如果说要去电影节，那么一切就都围绕着那个来拍，这也是为什么我拍完第二部电影就有点厌倦了的原因。我已经意识到应该进入主流市场，参加金鸡奖，让这种电影变得正常。
人物周刊：这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王全安：我觉得是一种成熟吧。面对现实的时候，你才知道问题在哪儿。你是由原来的被动变为主动。你原来为什么要回避呀？因为连你都觉得自己有问题，觉得他不应该接受你，他不会接受你，这是不对的。我没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接受我，这才是对的。
人物周刊：拍第三部片子时刻意做什么改变了吗？
王全安：年轻的时候，你会认为艺术至上，艺术电影是你的惟一表达，是最重要的，是全部。可是，当你真的认为个人表达比电影本身还重要的时候，你已经可以脱离电影了，你可以去演讲或做别的事情。你如果做电影，就要尊重电影的一些元素。随着年龄的成长，你意识到这个世界不仅仅只有你这一种视角，在讲述的时候要考虑到对方是跟你不一样的，你得通过一个好听的故事，让电影好看，才能让别人更好地接受你。当你真的注重了讲述，也会讲述的时候，你就具有了商业性。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近年来一直在思考“逼真现实的影像能不能跟强烈的戏剧性融合在一起”的问题，现在想出什么了没有？
王全安：《图雅的婚事》就是在这方面的试探和努力，把比较好的生活质感跟有效的叙事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电影局的人看完觉得不错，电影节的人看完也觉得不错。电影局和电影节本来是两个极致，为什么能产生相同的看法？说明电影本身有一种力量可以穿透一些隔膜。
人物周刊：什么样的导演才是好导演？
王全安：好的导演一定能讲述某种有趣的东西。应该做这么一种区分：把你的表述和电影分开来看。电影史上有很多尝试，但为什么有一些电影慢慢被人遗忘？因为它不是最好的表达，太晦涩了。晦涩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一定有问题。把一个很深奥的东西讲得很简单，这是真正的学问。世界上的道理有时候很简单，只是包裹了一层层所谓的学问。
人物周刊：哪些导演对你影响比较大？
王全安：费里尼是一个，我喜欢他刻画人物的尺度。按理说他的电影很个人化，但看他的电影却一点也不觉闷，因为他的人物刻画有很大的戏剧性，一个个既具有生活的质感，又洋溢着特别强的戏剧感，所以很有魅力。黑泽明也是这样，他有比较完整的素质，不会很单一，这样才能完成比较复杂的电影。有一段时间也喜欢过戈达尔，他说你可以对电影做任何事情。但实践证明，其实不是这样的。（笑）
你对女人了解越多，就越为她们心痛
人物周刊：迄今为止，你所拍的电影都是以女性为主。你说想拍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女性，女性的哪些特质如此吸引你？
王全安：在柏林电影节主席的私人宴会上，我看到了那么多漂亮女人，尤其是法国女人，太赏心悦目了。（笑）她们的漂亮，不光是脸庞，而是作为女性的那种表达，真是有一种魔力。我当时就彻底坚定了，要把女性题材继续拍下去。
有人对我说，你对女人了解越多，你就越为她们心痛。女性让我感动的其实就是她内外比较统一，她的感情很难跟她的行为剥离开来。不像男性有时候可以有一部分游离出来。因为社会角色会告诉你有更宏大的事情，更伟大的事业呀，而女性会对男人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日子怎么过？（笑）女性比较感性，对事物和关系的反应往往能切中问题实质。我对女性充满敬意。
东方情结是一个陷阱
人物周刊：你多次强调说中国电影要走出东方情结，为什么这么说？
王全安：德国当地非常知名的一家电视台采访我，主持人问：“以前我喜欢看中国电影，是因为能看到不一样的人和事，感觉很神秘。但看《图雅的婚事》的时候，我头一次没意识到这是一部中国电影，我完全被影片里的人物命运和情感所吸引。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我特感慨地说，这就是我想要的，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再说特色了。当我看到西方优秀作品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西方的电影，我一定是被它里边的情感所触动。
东方情结既是一个诱感，也是一个陷阱。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只是后花园里的奇花异草，而不是前庭的参天大树。被视为另类，暗含的前提是我们是弱势，是被同情的对象。
电影节主席的助理说了一番话，特别耐人寻味：“这个奖给你这部电影，也许可以让中国电影、中国导演更好地理解一件事情——以后好好拍电影就可以了，不要再想太多其他事情。只要电影本身好，我们电影节就会喜欢。”
人物周刊：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王全安：在这次柏林电影节，有一天我接受了40家电视台的采访，十几分钟一个，6个小时后，我意识到，我原来的那个生活被改变了，这个时刻到来了，你要告别那段生活了。你知道你被人需要，你的价值被大家看见了。（笑）我坦然接受这一天的到来。它带给你一个信息，就是你不可能再过年轻的生活，你是一个成年人，权利和责任同时到来了，负担就同时到来了。我的老师曾说，真正的自由导演，应该是做500万左右片子的导演。越大的片子，导演越不自由，因为你要完成的不是你的创作，而是一个大的经济运作，最高的利益不是导演的创作，而是成本回收这个问题。这就注定了大制作表面风光，而导演并不快乐，因为你不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了。小制作也不行，小制作也太寒酸了，就像街上要饭的，你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笑）
余男已经和我的电影成为一体
人物周刊：张艺谋和巩俐的合作，是一段佳话。余男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全安：1998年，我打算拍《月蚀》，回北京电影学院挑选女演员，当时余男是一年级学生，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和老师吵架。老师是强势的，别的学生已经表现出臣服，只有她还在那儿坚持。这种情况下她还能坚持表达她自己的东西，这个人就是保持了她的率真，而我看重的演员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把最真实的那一面表现出来。老师给我介绍了几个她认为比较灵光的学生。我让她把余男给我。她说这个有问题啊。我说我就要这个有问题的。
余男现在和我的电影已经成为了一体。她能够准确地传达我所需要的那些东西。任何一个拍自己电影的导演，都希望跟一群稳定的合作者一起工作，尤其是拍比较连贯的、有个人感受的电影。这种沟通越多，才会越有深度、越默契。余男的表现蛮有出息的，很有野心，她是把表演当成有嚼头、有深度的事在做。一方面很单纯，另一方面很勇敢，真是后生可畏。
人物周刊：电影之外的余男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全安：我跟余男其实超越了一般模式的感情和关系，既有工作中的感情，也有个人感情在里边，兼顾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目前一直是这样，也很愉快。我觉得我们拥有一种像战友那样亲密的关系。（转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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