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就是她把自己封锁起来了，从此不再成长 事件回放：
1995年，由于女儿迷恋刘德华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不上学、不工作、不交友，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再接触外部世界，甚至不再走出家门。
她的房间贴满了刘德华的大幅海报，经常听刘德华的歌，就这样沉入自己青春期的白日梦，不愿再醒来。杨丽娟的父母非常担忧，但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生争执。最终，父母无法阻挡女儿。
李子勋分析：
脱离社会很可能是造成最后惨剧的重要原因。
如果16岁的杨丽娟虽然有一个梦，但依然可以正常生活，把梦想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这本来没什么不妥。可一旦她为此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学习、朋友，梦上升到生活的全部，那么她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变了。
试想，当一个人切断了所有信息来源，整天不出门，只听刘德华的歌，一醒来就是刘德华的声音，而且多数是关于爱情的，对这个女孩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个“移入”，把自己移入到唱歌的对象——似乎刘德华的每句话都是对她说的，每首歌都是为她而唱的。
13年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再知道真实的环境在发生什么，耳濡目染全是刘德华，任何人处在杨丽娟的位置，都可能失去理性。这就是“自我催眠效应”。到最后，她真的坚信自己与刘德华可能有特别的缘分。所以，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完全封闭的生活，通过不断强化自我催眠把念头变得牢不可破。
可以说，从16岁开始，杨丽娟就已经像沉睡的白雪公主了，一直等着刘德华这个王子来kiss她。她不再成长，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在外人看来，一个29岁的女人做出如此举动，可能难以理解，但事实确实如此，她的心理在那一刻就再也没有成长，只有刘德华的关注可以让她长大。当刘德华始终没有来的时候，她开始走出来去找他。
从杨丽娟追星的表现来看，可以推测她有偏执型的人格，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病，仅仅是一种性格上的倾向。与普通人相比，偏执的人较真、认死理、敏感、多疑。不过这种个性可能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比如这个女孩16岁的时候虽然偏执，但假设她住校，生活在另一个群体里，这个群体里没有一个人偏执，她的性格可能会受到浸染，变得开放很多。也许今后进入另一番生活领域，早就把追星这个事情忘了，但是自我封锁就切断了这种可能性。
当全家被无意识地集体催眠，就会产生“家庭共病” 事件回放：
当劝说与干预都无效时，父亲开始加入女儿阵营，要帮助女儿实现梦想。据邻居反映，杨氏一家平时跟外人说话都非常少，三个人基本都不和外界联系。如果有人在杨丽娟的问题上和老杨“较真”，老杨就会非常粗暴地打断他，很固执地说，自己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女儿完成心愿。从十年前开始，杨丽娟与父母先后多次到港、赴京，杨父倾家荡产筹募旅费，甚至卖房、举债，宣布卖肾支持女儿，可惜始终不能还女儿心愿，至多只是在远距离见到华仔，未能与他一起拍照、说话。
李子勋分析：
杨丽娟不仅无意识采取了自我催眠的过程，后来也把父亲和母亲都催眠了。
当女儿不停地说，每天都在做一个梦，而且这个梦是有意义的，“每天晚上刘德华都对我说话。”信息被多次重复我们会失去对信息的判断力，犹如被催眠。女儿由于不断重复她的梦，催眠效应就产生了，接着爸爸也开始深信不疑。如同得到了神示，他和女儿都坚信与刘德华会有不一样的故事。
当父亲也深信不疑时，就开始把追星当作一个事业了。他开始非理性地鼓励孩子参加演唱会，从兰州坐硬座到北京给女儿买1680元的门票。当时，妈妈似乎还没有被卷入，试图阻止父女的行为。但当父亲全力以赴时，失去了房子和财产，妈妈也只好接受丽娟的梦，至少还有一线希望，如果继续反对，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此时，整个家庭就真正失去了理性。
个中原因很简单，这个家庭的小系统是封闭的，爸爸不怎么跟外人说话，从来不跟人发生亲近的关系，缺乏和外界的沟通。退休以后把爱都给女儿，女儿的梦构成他新的生存价值，把早期对追星行为的愤怒转化为对明星的愤怒。如果说女儿对明星的追求还是一种纯真的梦想，那么父亲对刘德华的逼迫就明显带有攻击欲望。妻子的最后加入使全家都处在偏激状态，这就是心理学上经常谈到的“家庭共病”，在看到一个病了的孩子时，发现家庭里还有病的更离谱的父母。
整个家庭共同得了一个病，孩子得了，父亲也得了，妈妈也得了。
在外人看来，他们的行为和刘德华没有关系，但偏执个性的人会认为大有关系。举个例子，楼上走路有声音，偏执个性的人会觉得别人是为了整他才弄出响声的，不会想到别人可能是无意的；再比如街上有人吐痰，偏执个性的人就会觉得别人是针对他的，但是吐痰的人可能根本不明所以。偏执的人格是可以一辈子为一个信念或念头活着的，杨丽娟一家就是如此。
问题起因是女儿也有些许性格问题，生活在青春期白日梦里不能自拔，假如此时社会和父亲一起帮助孩子走出幻想、面对现实，孩子还有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父亲的推波助澜，甚至利用新闻界挑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比如宣布卖肾，让媒体给刘德华施压——“我的孩子追他追到这种程度，你总要见她一面”，坚信女儿的梦能够实现，就把一个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实际上她已经达到目的，在精神层面与刘德华结合了 事件回放：
2007年3月19日，一家三口筹集了一万多元由兰州第三次踏足香港。由于旅费有限，两天后便四处露宿。杨丽娟后来被安排在25日参加庆祝华仔的歌迷生日会，杨氏一家满心欢喜，但杨女与其他歌迷一样，与华仔合照后未有机会道出心声。杨父得悉后非常难过。当晚一家三人到尖沙咀星光行一间通宵营业快餐店过夜，但母女俩一觉醒来，发现杨父已不知去向，桌上留下一封12页纸的遗书，于是报警。消防员搜索后，在附近海面救起杨父，送医院后不治身亡。
李子勋分析：
其实杨丽娟已经达到目的了，在精神层面和刘德华建立了联结。
过去，刘德华可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现在因为她爸爸的死，刘德华不得不想到这个人，也为她烦恼心疼，可能也为她爸爸的死而内疚，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从心理层面来看，他们已经结合了。
就像约翰·欣克利为博得明星朱迪·福斯特的关注，而去刺杀里根一样。朱迪·福斯特从此很悲伤、抑郁，一蹶不振。尽管凶手因为有精神病而关在精神病院，但是这个演员从此就和这个凶手在精神上分不开了。提到这个演员，就会提到曾经有一个人为了她而杀人。因为在茫茫人海中，两人产生了这种奇妙的关系。
爸爸因为女儿能够结识刘德华而自杀，刘德华一定会终身记得这件事。其实他们在精神上已经真正地联结了，这是刘德华难以摆脱的，因为他们彼此认识、知道、影响，并被这么大规模地关注过。
当然，杨丽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她的梦已经实现了，虽然不是公众理解的结合，而是一种奇妙的精神结合。如同现实中男女恋爱，男人不想继续下去了，有些女人会选择自杀。因为自杀以后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个男人。试想，即使男人结婚、生子、变老了依然记得她，且永远是她年轻的样子，这可比婚姻牢固，但在精神上是十分可怕的。
只有集体沉默才可能有所转机，否则后果可能更糟糕 事件回放：
从2006年3月父亲宣布卖肾追星开始，媒体就开始大规模关注，并有媒体表示愿意帮助杨丽娟完成心愿。2006年10月，某电视台一个娱乐节目称只要杨丽娟配合制作一档娱乐节目，便可安排她和刘德华的“面对面交流”。但在等待了50多天后，这个承诺没能兑现。到今年3月26日其父自杀，事情被推向新的高峰，众多媒体追到香港、深圳、兰州进行跟踪。
李子勋分析：
我个人认为真正能帮助这个女孩的是整体沉默，整个社会完全遗忘掉这件事情。
这是符合心理学原则的。只有新闻媒体和刘德华整体保持缄默，不再对此事做任何反馈，不解释、不回应、完全忽视她，把关心的任务完全交到兰州地方政府，由政府启动危机干预、紧急救助，让她尽快重建自我，这个孩子才能慢慢从困境中走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意义就变了，大家不再认为她与刘德华真有什么关系，而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另外，如果杨丽娟知道她的一些过激言行根本传不到刘德华那儿，她的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可能也就不会去做了。
但是如果媒体继续介入，新闻记者继续做信使，过激言行又有了意义——能够给刘德华施加压力。也许媒体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危险，没有意识到，当有很多问题试图要去解决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如果是一个念头就仅仅是一个念头，不会伤人，但你要实现这个念头的时候，它就重得要把你压死。
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媒体保持沉默，不再采访关注。即使她们找了媒体，也可以回答：“对不起，我们现在的报道重点不在你这儿。”也许她们很快就放弃了。
最后，我建议青少年理智追星。
其实，社会和心理学都不反对追星，社会本身也会为青少年推出一些榜样，比如体育明星、影视明星、艺术家、小说家等。因为青少年的生活是可塑的，通过这些榜样，他们会更朝着符合主流文化的方向发展。但要把握好度。追星是精神层面的追求，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对偶像的崇拜是青少年必经的道路，这个道路只是让自己更加喜欢自己，并不是真的和偶像有什么关系。通过追星，可以激发榜样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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