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汉理谈中国崛起：最大风险是生态和疾病

　　新华网专稿：中国崛起是当前国际舆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中国就要崩溃的预言不断遭到事实的否定，而那些“中国威胁论”制造者则把根据不足的对未来的揣测当作现实来判断。究竟中国崛起会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中国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如何解读这些为人们所关切的问题，就成了各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的课题与任务。

　　最大风险是生态和疾病

　　何汉理对中国问题与亚洲事务进行过长期的研究，他的见解比较客观公正，受到美国与世界各地的广泛重视。他在新近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指出：“有人认为，中国正在走钢丝。它的经济依靠外资，它的领导正在阔步前进，它的军事扩张威胁世界”。但实际上，“这个中央王国本身存在的风险，比人们想像的还要深重”。作者以事实和论据，批驳了目前流行于西方的关于中国的各种揣测和说法。首先他认为，与其说“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经济”，不如说中国的危险是生态环境与疾病传染，其严重性远远超乎人们的认知范围。空气污染已经影响到了北京、上海和香港的生活质量。城市与乡村的水资源短缺现象十分严重。上海的地面水只有十分之一可以安全饮用。2005年在哈尔滨发生的化工厂爆炸，造成松花江污染影响到几百万人的生活。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到65万人，联合国估计在2010年将增加到1000万人。由于农村公共卫生设施欠缺与地方官员惯于隐瞒真相，暴发像禽流感那样的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很高。其次，他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多问题引起民众不满以至基层居民的抗争，但是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增加农村拨款，取消农业税，并惩罚欺压乡民的官员。第三，他同意中国政治正在进一步制度化，领导人越来越务。不过，对物权等存在争议。第四，他并不认为“中国的银行将会垮台”。尽管银行的巨额呆账已经达到警戒线，但是中国民众除了存款别无其他储蓄途径，银行仍然拥有周转能力。而且近年来私营企业增长，除了银行贷款之外，公债、公司利润、股票市场与房地产业提供了融资的多种渠道。银行拥有的支付能力使它更易于应付资金周转问题。第五，他也不同意“中国过于依赖外资的”说法。中国已经高度融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大贸易国。它大量出口纺织、机械与电器产品，进口技术、石油与其他天然原料。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它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十年前增加了两倍。由于中国拥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高达47%的国内储蓄率，中国在贸易上的对外依赖性远小于香港与新加坡。中国不至于仰仗外国资本。第六，“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抬头”，何汉理认为，不必夸大它的意义。虽然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与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最终并未从根本上伤害中美关系，但是中国政府从中感觉到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可能导致对其外交政策的批评。现在，中国不断强调和平崛起，民族主义正被“和谐社会”的说法所取代。第七，“中国崛起可能导致军事冲突”。何汉理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此。中国正在使它的军事力量现代化，不断加强常规军备与核力量。如果中国感到它的核心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它无疑会使用武力。中国特别关切在东海与南中国海发生的资源纠纷，朝鲜垮台的可能性，以及台湾宣布“独立”所造成的严重局势。战略性转变已经开始但是现行的国际经济与政治体制对中国有利。经济上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性，会防止中国进行军事冒险。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划出一道红线，防止台湾实行法理“独立”。中国真正的挑战是，它有意参加现有的国际体系，但要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不仅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而且充当它们的制定者。华盛顿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中国想产生更大影响力的意愿。另一个挑战是，中国要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成为一个获胜者。因此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将成为比任何其他方面更大的挑战。何汉理最后指出，中国正在军事、经济、外交、意识形态与文化上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目前有点像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或苏联和50年代的美国。中国对世界的最大危险，不是要用军事力量来进攻哪个国家，而是会运用它迅速增长的资源来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使之更加有利于中国，特别是在亚洲。实际上，这种战略性的转变已经开始了。新加坡《联合早报》针对何汉理的这篇文章发表评述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国发展成就时说，“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并且要大家清醒地认识到，“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何汉理的文章，正好是以一个美国学者的身份，给温家宝的话做了一个注解。何汉理曾任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智库胡佛研究所与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亚洲基金会与纽约外交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东亚部主任。他曾担任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随后在乔治城大学任教。目前应聘担任纽约欧亚集团国际形势研究部主任，专门负责从事国际风险评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