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境外存款申报取证难 险成一纸空文

　　香港廉署协查，上海检方揭秘隐瞒境外存款第一案

　　通讯员 曹小航 刘静 早报记者 于松 实习生 刘波

　　2006年，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着手调查一桩涉案金额高达2800万元的贪污受贿案———张伟民贪污受贿案。

　　2800万元的金额，在历年来的贪污受贿大案要案中，其金额并不算大。然而，就是这2800万元中的344万元，却改变了整个案件的“重量”，使它成为上海首例查处的隐瞒境外存款案，开启了“尘封”10年的刑法条文，吸引了世人的注意。目前，犯罪嫌疑人张伟民已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日前向早报披露了案件纪实。

　　事发

　　2800万中344万“很特殊”

　　张伟民贪污受贿案要从2005年开始说起。2005年下半年，50多封反映嘉定区供销合作总社原主任张伟民的举报信，先后塞进了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的信箱内。

　　由此，张伟民，这名先后任上海嘉定烟草专卖分局长、嘉定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嘉定商业总公司总经理兼上海烟草（集团）嘉定烟草糖酒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等职务，时年45岁的男子，引起了检察官的关注。

　　2005年年底，花旗银行（检察院曾就此案件照会过花旗银行）突然致电嘉定检察院，告知张伟民欲提取存在其银行内的100万美元。检察官得知张伟民已办理了组团赴美国考察的护照签证，有外逃的迹象。于是，嘉定检察院果断“控制”了张伟民。

　　集中检察工作开始了。张伟民案的轮廓慢慢呈现出来：10年间，张伟民涉嫌贪污、受贿金额等（包括来历不明资产）高达2000余万元，其中各类房产有18套之多，存款有1000多万元。

　　就在检察院努力查询张伟民案的涉案具体金额时，一起看似不起眼的344万元账目，吸引了检察官们的注意———全程参与此案的检察官冯寿翥透露，在对与张伟民案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时，一名张伟民的“老部下”向检察官提供了一叠书面单据，单据显示了张伟民曾在香港开设账户并向美国转移资金，涉案金额达344万元。“我国刑法有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境外存款应该如实向组织申报，然而，张伟民却没有。”冯寿翥说，张伟民涉嫌犯有隐瞒境外存款罪。

　　这一个案，虽然在我国1997年颁布的刑法上有阐述，但在上海甚至全国，都尚属首例。

　　进展

　　为赴香港调查奔波4个月

　　面对突如其来的“上海首例”，“我们为此不知开过多少次研讨会，并向市检察院、最高检察院进行了咨询。”冯寿翥回忆，虽然他从事检察官工作已有17年，但面对国内尚无判例的张伟民涉嫌隐瞒境外存款案，他与他的同事们一时陷入了迷茫。

　　最后，嘉定区检察院检察长陆建强与副检察长王群智发表了看法“我们不能仅停留在案件的具体数字上，我们需要依据法律，有所突破”。

　　由此，嘉定检察院开始查办这起隐瞒境外存款案。然而，那时检察官们不会想到，无章可循，为了查明这项罪名，他们付出了4个多月的奔波与等待。

　　冯寿翥手拿文件历数了嘉定检察院查办隐瞒境外存款案的历程：向市检察院打报告，将资料提交最高人民检察院具体办理境外取证的外事局，外事局又将材料送交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由总局核定，看是否有出境必要，最后还需最高检察院下批文。

　　“程序很复杂。”冯寿翥说，在复杂的审批程序中，还存在着不同意见。

　　4个月过去了。最后，在最高检察院的“破格”支持下，检察官获准出境检察。

　　2006年5月16日，3名上海市嘉定区检察院的检察官乘上了飞往香港的飞机。

　　查账

　　香港廉政公署协助找证人

　　5月16日当天，冯寿翥等3人抵达香港。5月17日，最高检派来的工作人员抵达香港，上海检察官来到了香港廉政公署，将张伟民涉嫌隐瞒境外存款案的材料交给对方，并详细了解香港的司法程序。

　　5月18日，在香港廉政公署的陪同下，冯寿翥等3人前往汇丰银行“查账”。5月19日，由香港廉政负责牵头约见此案的一名重要证人———股市操盘员。

　　然而，问题又来了，由于这名证人的时间安排等因素，两天过去了，冯寿翥3人依旧没有见到这名证人。办案心切，冯寿翥等人急了。为此，他们于5月21日那天独自（没有廉政公署陪同）前往那名证人所在的单位。“对方询问了我们的来意，并表示将向公司汇报。”冯寿翥说，1个小时后，对方告知“向更高部门反映了此事”。

　　“事情有点不对劲儿。”冯寿翥说，香港人的法律意识一般都比较强，他们的行为（没有直接检察的权利）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曾经有两名内地检察官独自前往香港一单位调查时，触犯了香港司法，结果被带进了廉政公署问话。”冯寿翥说想到此事，3名检察官改称“私人查阅”，摆脱因触犯香港司法而被“抓”的尴尬。

　　在香港廉政公署的协助下，5月22日中午，冯寿翥等3名检察官面见了那名证人。几小时后，3人乘上了返回上海的飞机。至此，张伟民涉嫌隐瞒境外存款罪取证工作“终于”完毕。

　　宣判

　　隐瞒境外存款罪成立判刑1年

　　2006年底，法院开庭审理了张伟民案。经查，张伟民在担任嘉定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期间，违反国家规定，于2002年至2005年间，以其妻潘学华名义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内存有253.49万港币。

　　原来，2001年6月为在香港炒股，张伟民让其妻子在香港汇丰银行开设账户，托一个朋友打进200多万炒股。侦查机关赴香港进行取证，至2005年11月28日账单反映有一笔253多万港元的汇出记录，这是张伟民委托他人赴港将253万港币汇给其在美国某大学读书的女儿。

　　此外，检察官还从该账户内另查获美元存款9.9万元。而在每年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过程中，张伟民均未如实履行申报义务，故意隐瞒其在香港的存款事实，且其不能说明收入的正当来源。

　　鉴于以上事实，法院判决张伟民犯隐瞒境外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而在整个案件中，法院判决张伟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财产1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财产15万元；犯隐瞒境外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非法所得予以追缴。决定执行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没收财产25万，非法所得予以追缴，赃款、赃物予以追缴。

　　针对如此判决，张伟民没有上诉。

　　外资境内行存款不受相关限制

　　日前，汇丰等4家外资银行获准在中国大陆办理金融业务，那么按照“国家工作人员其境外存款应向组织申报”的法规，国家工作人员在这些外资银行境内分行存款，是不是也受到此条文的限制呢？

　　对此，上海光明律师事务所的马宁刚律师表示，市民无需担心，我国刑法规定的境外存款的“境外”，是指需要海关申报的地区与国家，为此，大陆国家工作人员可在东亚、汇丰、渣打、花旗这4家外资银行境内分行存款，不受此条文的限制。4月3日东亚、汇丰、渣打、花旗相继举行了法人银行的揭牌仪式，正式营业。

　　早报致电汇丰银行上海办公室，其工作人员表示，汇丰银行中国大陆分行，受到中国外汇管理局与相关部门的管理，而汇丰银行也将严格遵守中国大陆的法律。

　　解释：隐瞒境外存款罪

　　指国家工作人员对自己数额较大的境外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而隐瞒不报的行为。

　　隐瞒境外存款罪属于典型的不作为犯罪，其立法目的不是惩罚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行为，而是惩罚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按照国家的规定对其在境外有较大数额存款这个情况进行申报而故意隐瞒的行为。构成隐瞒境外存款罪的条件？

　　一是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本罪；

　　二是有隐瞒境外存款行为，且其境外存款是依国家规定应申报而未申报；

　　三是隐瞒境外存款数额超过30万元。

　　区合作社主任10年贪污受贿450多万

　　早报记者于松实习生刘波

　　喜欢留着板寸头，微微发胖的身材，张伟民平时总是给人以很和蔼可亲的感觉。生于1961年5月的张伟民和同龄人相比是个幸运儿。他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嘉定镇沙霞路小学当了几年小学教师。进入而立之年后，他掌管起了一个区烟草专卖的大权。从1995年起，张伟民先后担任上海市嘉定区烟草糖酒公司经理，市烟草专卖局嘉定区分局局长，区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主任，还兼任了区烟草糖酒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要职。官衔虽然不算太大，但是个“肥缺”。

　　张伟民之妻潘某投资入股了两家私营公司，2004年7月间，这两家公司拖欠某装饰工程公司一笔钱。时任供销合作社主任的张伟民得知后，与时任烟糖公司总经理的何某、装饰公司总经理俞某一起商议，何、俞二人根据张伟民的授意，虚列出一些工程项目，以支付装修工程款的名义将烟糖公司187万余元公款划进装饰公司账户里。3个月后，张伟民指使妻子潘某通过两家私营公司套取了180万元。张伟民和妻子分得95万元。

　　2005年夏末，张伟民携女儿去欧洲游玩，回国后的他一算账才发现“个人财政”出现赤字，由于担任供销合作社主任，握有本单位及下属烟糖公司的财务审批权，他当即授意下属商城公司经理周某虚开4张商城公司的食品发票，经张伟民签字后周某拿到供销合作社、烟糖公司等单位报销得款12万元，张伟民从中拿走了4万元。

　　从1995年至2005年这10年，张伟民还利用职务便利先后20余次从个体烟贩、各类公司、企业人员处收受贿赂352万余元。其中数额最高的一笔是2003年下半年供销合作社购买该区阜康西路一处商铺过程中，张伟民以某商业公司总经理张某代付部分房款方式，一举攫取了100万元贿赂。

　　2005年初，张伟民以妻子潘某的名义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了一个账户，随之将部分“黑钱”源源存入。2005年6月，区委下发通知要求领导干部申报个人收入，张伟民隐瞒了境外存款的事实。这年的11月底，张伟民感觉到情况有些不妙，委托他人直接赴香港将上述账户内的253万港币转汇至美国。案发后，其在香港汇丰银行存款还有9.9万余美元。

　　除此之外，被依法查获的张伟民名下的银行存款、房产、股票等财产中，还有1300余万元他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于2005年12月5日被嘉定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20日经嘉定区检察院决定，由嘉定公安分局执行逮捕。

　　隐瞒境外存款罪为何“闲置”10年

　　早报记者 于松 实习生 刘波

　　隐瞒境外存款“第一案”终于水落石出，面对这一10年前我国“97刑法”就已明文规定的罪名，为何10年后才有了“第一案”？引发了法学界的热论。

　　说法一：逻辑重合

　　有法学人士指出，在尚无案例出现的情况下规定隐瞒境外存款罪，是法律的“超前”，为此，造就了此条文10年“闲置”。

　　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隐瞒境外存款罪与其他罪名存在逻辑上的重合。全国检察业务专家、上海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龚培华曾表示说，目前司法人员对隐瞒境外存款罪的社会危害性理解差异较大，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该罪很容易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等其他罪名吸收，单独适用很少，造成这类犯罪处罚很少。

　　说法二：取证太难

　　而作为亲历“第一案”的冯寿翥等检察员也有自己的体会：取证难。

　　由于存款地处于中国领域外，我国司法机关无权行使司法管辖权，只能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方式进行调查取证，因此，境外存款的事实不仅难以发现而且不易查证。

　　“历时4个月。”冯寿翥说，4个月中他与同事们发现了一个问题：一些贪官境外存款隐瞒不报的情况并不少，但是，证明此罪需要检察官境外取证，而程序复杂，审判时间长，等手续办完，侦查期限都超过了。“取证难，是造成隐瞒境外存款难查处的重要原因。”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冯寿翥举例上海隐瞒境外存款“第一案”进行了说明，若没有最高检察院的“破格”支持，“上海第一案”恐将出现无限期延迟。

　　此外，亦有人试图在法律层面之外进行解释。曾担任张伟民案的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刘佩兰说，在具体办案中她发现，目前申报规定本身就不完善，而这可能也是致使隐瞒境外存款罪“闲置”10年的一个前提诱因。

　　说法三：制度疏漏

　　刘佩兰发现目前虽然有一些关于党政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的规定，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境外存款如何申报，制度规定上存在疏漏，甚至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自己在境外的存款应该通过什么形式申报。

　　另外，现实中还有一些干部申报收入时草率了事走过场，不实申报和隐瞒收入并不少见。

　　为此，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显得十分重要。

　　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布制度，既是国际反腐的成功经验，又是国内反腐的“众望所归”。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再次就这个话题递交提案或议案，希望将此列入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