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个法律援助工作者的对话 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农民工

　　对话人：

　　甲方 本报记者 蒋德

　　乙方 沈建新，江苏省启东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一个来自农村、许多亲戚都是农民工的法律工作者。

　　对话主题：

　　启东市是有名的建筑之乡。

工作关系的交往，尤其是家乡的这种环境，使沈建新接触了大量农民工，也促使他不停地思考农民工的许多问题。当记者和他聊起农民工时，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话题很实际：“怎样才能真正帮助农民工？”

　　开栏语

　　对话是沟通，是交流。视点版“对话”沟通交流的内容，是社会所关注的新闻事件和热点问题；是通过记者与特殊个体的交流，将独到的认识和理解奉献给读者。

　　在这张薄纸上面是两个个体的对话，在这张薄纸背后是媒体和广大读者的沟通和交流。盼望着这种沟通交流不要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心灵间的。

　　甲方：听说你刚刚做完对500名农民工的调查，有什么收获？

　　乙方：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很少有劳动合同。事实上，60%以上的农民工不知道劳动合同为何物。比如志良镇的张老伯，今年50多岁了，在外从事泥工活已经10多年。我问他劳动合同的事，他说自己从没签过劳动合同，只要有活干就行了。我又问他，如果碰到拖欠工资或者工伤什么的怎么办？得到的回答居然是，“只好自认倒霉喽”。

　　甲方：像张老伯这样的农民工恐怕不是个别现象。据我了解，个体经营者聘用的农民工，多数没有签劳动合同，而建筑企业这类农民工集中的地方，如果是包工头使用的农民工，签合同的也不多。一般他们都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外出打工，一旦出现问题，他们的利益很难从法律上给予维护。看来，还是要加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打工一定要签劳动合同。

　　乙方：是要加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但不能单靠农民工自己。我们启东市，农民工从17岁到60多岁，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大多数是初中高中毕业。他们并不是都不知道劳动法。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民工就对我说，“我也想签劳动合同，但人家不和我签，要干就干，不干拉倒，反正不签合同也干的人多着呢。”

　　甲方：看来，推行劳动合同，贯彻劳动法，关键是要政府来规范劳务市场。比如，加大检查和执法力度，凡有用工，一律得签劳动合同，凡不签劳动合同的，一律给予处罚，包括罚款、吊扣经营许可证等行政的和经济的处罚。就农民工的弱势地位而言，让他们要求签合同是不现实的。

　　乙方：是得这样。因为劳动合同是农民工一切维权行动的基础，没有劳动合同，我们连法律援助都难以实施，因为难以确定劳动关系啊。

　　再说，没有劳动合同还会出许多问题，比如超时、超负荷劳动。这在轻纺、服装行业尤其普遍。合作镇有个龚卫花，初中毕业就在一个个体老板家从事电脑绣花。她说，许多小姐妹，加班加点，甚至24小时连轴转，只要老板在伙食上改善点，她们就感激不尽了。你让她们找老板要加班工资？

　　建筑等重体力活又是另一种情况。近海镇一个姓黄的农民工，一无技术、二无特长，只能做小工，提沙浆。他告诉我，“原来一个小工负责4个大工，现在我一个人要负责6个大工，一天到晚，忙得脚不踮地。”问他老板有没有给他加工资，他还怪自己：“谁叫我没技术呢。”

　　工厂企业也是这样，生产线上要10个工人，可偏偏只派8个人，甚至6个人，又不多给工钱，这不是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么？

　　甲方：这简直与卓别林的《镀金年代》差不多了。要解决这个问题，看来不但需要签订劳动合同，需要劳动部门加强劳动执法监督，恐怕还需要科学确定各项生产流程，规定各流程的劳动人数。没有规范，凭什么确定劳动强度呢？

　　乙方：还有劳动保护和工伤。按照劳动法，为避免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遭伤害或职业危害，用工单位要配备必要的防护装备。但农民工很少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这当然会影响生产安全和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所以农民工出工伤事故的比较多。但由于没有劳动合同，遇到工伤后他们根本享受不到正常的工伤待遇。

　　我曾经碰到过一位农民工，他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被摘除了一个肾脏。他出院时，包工头要他签订一纸协议：今后一切与包工头概不相干。当时，这个还不能站的农民工的惟一要求竟然是：“等我站起来了，能不能让我到你工地上开开卷扬机。”

　　甲方：这样看，农民工不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一个原因。但农民工的各种保险，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都是问题。据说，今年才有可能使农民工的工伤保险面推广到50%。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既然劳动法中有规定，为什么不能用“必须执行”这种强制概念，而总是用“推广”和“推开”这种宣传成分更多的概念呢？

　　乙方：强制实行保险？那当然好。其实只要政府一强制，很多问题就好得多。比如拖欠工资问题，由于政府监管力度大，现在老板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已经少多了。但是，当他们经营发生困难的时候，农民工还是第一受害人。比如现在的建筑市场，大多是搞层层转包。等到农民包工头手中，也实在算不清是第几层老板了。而农民工的工资款，往往同工程款绞在一起，如果中间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农民工的工资就很难保障了。

　　春节我见到一个姓龚的包工头。去年，他带本乡的20多位泥工到外地承包某项工程。房子建好了，可与龚某接头的人不见了。龚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方面，拼命追寻自己的上线；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躲要工资的农民工，搞得大年夜也不敢回家。姓龚的告诉我，“都是乡里乡亲的，有钱我哪有不发工资的道理，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呀。”你看，这种杨白劳当得冤不冤？

　　甲方：这确实是问题。南京去年底发生几次包工头以爬高压铁塔、跳楼相威胁讨要工资款的。但是，你这承包工程是有合同的呀，到法院打官司不是能解决吗？

　　乙方：打官司？这对农民工又是一难。就拿拖欠工资来说，劳动仲裁、复议，再到法院，一审、二审，农民工哪有精力和时间搞什么调查取证和参与诉讼。就是包工头，他也不行。农民工屁股后头盯着，他也等不了。所以，不懂法的农民工不知道通过法律援助的办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懂法的也不太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他们要么采取过激行为，很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要么就自认倒霉。

　　甲方：那就没办法了吗？

　　乙方：也不能说没有办法。比如去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对农民工申请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时，法律援助机构不再按一般程序去审查申请人的经济困难情况，而是直接办理。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现行《法律援助条例》的突破。

　　甲方：是啊，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在立法、执法上解决问题，政府得多挑担子。因为只要劳动力是买方市场，单靠个人的维权，或者靠经营者的善意，都是难以保证劳动者的权益的。但是，个人没有办法，法律却不会无能。比如，在立法上，如果我们在刑法上设立恶意拖欠工资罪和漠视职工权益罪，用刑法来支持劳动法的相应条款，相信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就会少得多。当然，用立法解决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乙方：现在也不能光等立法。应该说，现在有权对用工单位进行管理和监督的部门不少，但却处于一种人人都管人人都不负责的状况。税务部门只负责收税，工商部门只负责登记注册和打击假冒伪劣，劳动、工会、妇联等部门，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在出了问题后才出面干预。如果政府加强执法力度，把各部门的力量联合起来，相信会好得多。你想啊，如果工商、税务、劳动等有关部门能在维护职工权益，尤其是维护农民工权益上，和工会开展联动，就像法院执行联动机制那样，效果一定要好得多。连严介和那样的大富豪都怕执行联动，何况一般的小老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