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4点半，重症监护室。
81岁的王惠芬像每天一样，轻手轻脚地来到病床前，俯身深情看着病床上满身插着管子的人。那个人就是王莘，脍炙人口的《歌唱祖国》的作者，原天津音乐家协会主席，原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原天津歌舞剧院院长……但在王惠芬眼里，他就是一个89岁的老头儿，一个病重需要她照顾的亲人，与她风雨同舟60年的老伴儿。
感觉到王惠芬进来，王莘的眼睛就睁开了；看见了王惠芬，他的眼神就亮了。
王惠芬先是深情地亲吻王莘的额头，然后俯身靠在他的耳边轻声哼唱王莘创作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歌曲，这时，王莘的眼神更加专注。唱完歌，王惠芬幽默地轻声呼唤：“老帅哥，快点好起来吧，快点醒来吧。”虽然王莘一直住在医院，但是王莘基金会的事务，王惠芬都会趁着这个时间一一说给他听，王莘也会用眼神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四目相对，王惠芬说，她能从王莘的眼神里找到温情和力量，“他仍然指挥着我的工作和生活”；王莘不能说话，但他的眼神告诉记者，他听得见王惠芬说的一切……
转日，记者来到王莘的家，在成都道上的一座小洋楼里，大街上是穿梭不停的车流，但一走进老人的家，木质的楼梯和地板，王莘和毛主席的合影，还有他在五星红旗下的照片，再加上王惠芬对他们爱情故事的讲述，让人仿佛穿越了时空，来到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人物简介
王莘89岁江苏省无锡市人1938年冬，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毕业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音乐系教员，并开始群众歌曲的创作。解放后先后任天津市音工团团长、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天津歌舞剧院院长。1956年被选为天津市文联副主席、天津音乐家协会主席。1994年，在天津创办“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会”。由他创作的《歌唱祖国》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届“金唱片”最高奖。
王惠芬81岁山西省定襄人12岁时，就在山西五台县随薄一波同志参加了革命，到部队搞宣传工作，后成为群众剧社的骨干，为宣传抗日和解放战争及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少贡献。解放后曾担任天津市歌舞团团长。
爱情信物
那把冼星海送的口琴
1944年，26岁的江苏小伙儿王莘和18岁的山西姑娘王惠芬都在晋察冀边区的群众剧社工作。当时王莘已经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王惠芬非常喜欢这些歌曲，经常演唱，但对于歌曲的作者却知之甚少。
王莘当时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却没有交往的对象，组织上决定帮助王莘物色一位伴侣，考虑到王莘是当时华北联大的老师，而王惠芬曾经是联大的学生，两个人肯定会有共同语言，便决定撮合两人交往。
那年冬天，王惠芬第一次来月经，由于不了解生理知识，她被吓得不知所措，跑到小河边，跳到冰窟窿里冲洗，结果受凉的她肚子开始剧烈地疼痛，被紧急送往医院。组织上安排王莘前去看望。刚开始，王惠芬显得十分羞涩，王莘为了活跃一下气氛，提出两个人到窑洞后面的山坡上走走，王惠芬顺从地跟在身后。“他先是告诉我出来散散步，对身体有好处，又问我喜欢什么歌曲。我说喜欢《喀秋莎》，他就拿出口琴为我伴奏。临别时，他把口琴送给了我。”虽然没有恋爱方面的经验，但那时王惠芬已然明白，这就是他们的定情信物了。
后来王惠芬才知道，这个口琴是冼星海同志送给王莘的。
约法三章
那句“抗战不胜利就不结婚”誓言
王莘和王惠芬交往后不久，组织上为四对恋人举行婚礼，当时有意将他们两人也安排其中，但王惠芬拒绝了。她提出“约法三章”：一是抗日战争不彻底胜利不结婚，二是一旦结婚就要白头偕老、绝不变心，三是结婚后定居在北方。王莘对前两条非常支持，但他提出结婚后定居在哪，都要听组织上的安排。
1945年8月的一天，王莘从外面开会回来，王惠芬正和女同志们一起纺线，王莘跑到王惠芬面前，一把抱起她，在原地转起了圈圈，兴奋地大声喊道：“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彻底胜利了！”王惠芬笑着回忆说：“那是王莘唯一一次在众人面前对我有那么亲切的举动。”
正月十五
那场简单却难忘的婚礼
1946年的正月十四，王莘突然找到正在工厂演出的王惠芬，告诉她组织上已经批准他们结婚了，而婚期就定在转天。“同志们做被的、布置新房的，全都紧张地准备着。他们告诉我们俩，什么都不用管，只要抓紧时间理发、洗澡，夜里他们一直干到两点多，才都准备妥当。”
正月十五
这天，不少首长和同志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大家聚在一起表演节目，有说有笑，特别热闹。晚上入洞房时，同志们还和他们开了个小玩笑，他们把一层薄铁皮铺在褥子下面，将支床的凳子放得摇摇晃晃，一坐上就会发出很大响声，吓得王惠芬一夜都没敢睡。
长子出世
那些惊心动魄的抢救场景
1946年12月，王莘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即将出世，王惠芬难产，剧烈疼痛了很久都没生。王莘派人去卫生队请医生，当时他们住在山里，离卫生队路途很远，王莘就抓紧这段时间为王惠芬补充体力。他扶着王惠芬一同到附近的小河边捉“王八”。“我靠在河边的树上看他在湍急的小河里叉‘王八’，吓得连疼都忘了。”王惠芬回忆，她喝了王莘熬的“王八汤”，就一下子有了力气。
医生们赶来为王惠芬打了催产针，在王莘的鼓励下，王惠芬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在出生的过程中头竟被挤压成细长形状，出生后没有哭声，医生们觉得这孩子没救了，都忙着照顾王惠芬。王莘却没放弃，一只手抓着孩子的小脚，一只手猛拍他的屁股，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王莘马上把孩子揣进自己的棉衣里，细心地揉搓起了孩子的脑袋，竟然真的给揉圆了。从那以后，他们一共有了6个孩子，两儿四女。但在与记者的交谈中，王惠芬很少提及孩子，她说：“我们不愿孩子活在父母的光环下，大儿子上班很多年，都没有同事知道他的父亲是王莘。”
执著
与病魔斗争的岁月
他给我战胜癌症的勇气
1962年，王惠芬被查出患有宫颈癌，她无意中看到了自己的诊断证明书，由于当时癌症患者还很少见，所以她连“癌”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大家也就都向她隐瞒了病情。经过再次检查确认为癌症后，王惠芬的上级领导决定全面停止她的工作，好好养病。王莘最了解妻子的脾气，他找到领导解释说，王惠芬是个将工作视为生命的人，全面停止她的工作，肯定会令她非常苦恼，也容易让她对自己的病情有所怀疑。
从此，王惠芬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治疗。医院为王惠芬施行类似于电疗的治疗，令王惠芬十分痛苦，王莘看了实在不忍心，他作主停止治疗，鼓励王惠芬多锻炼身体，增强与癌症对抗的信心。没想到，王惠芬的病情真的被控制住了，至今已经与癌魔抗争了40多年。
我推他在轮椅上的日子
1982年，王莘不幸患上了脑血栓，虽经及时治疗，仍然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病魔没有打垮王莘，他在王惠芬的搀扶下坚持每天散步锻炼身体。没想到，1989年，他的病情加重，从此只能与轮椅为伴了，而王惠芬就成了他的双腿。没有社会性的事务时，王惠芬就会推着王莘到家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周围的黄家花园、桂林路公园、睦南道公园都留下了两位老人在夕阳下散步的身影，回家的路上，如果碰上有摊子卖王莘喜欢吃的东西，他们或是坐下来品尝，或是买回家慢慢品味，至今王惠芬都觉得，那是他们几十年婚姻生活中最温馨的一段时光。王惠芬还特意给王莘在房间里设计了一个坡道，只要沿着这个坡道往上，就能轻松地把王莘推到二楼的阳台上，王莘可以在那里扶着特制的架子进行康复训练，欣赏自己喜欢的花。
爱心
为基金奔忙的日子
让几百名山里娃圆了大学梦
1994年，王莘和老伴拿出多年的积蓄，再加上孩子们凑的钱，一共10万元，成立了王莘音乐创作基金会，奖励主旋律歌曲创作。晋察冀是王莘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2002年，当他得知曲阳、阜平等县有很多山里娃因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大学梦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从此，王莘又赋予了基金会新的内涵：帮助太行山区的贫困孩子上大学。王惠芬用轮椅推着王莘四处奔走筹措资金，最终帮这些山里娃走进了大学校园。此后，帮助山里娃上大学成了王莘音乐创作基金会的重要工作。王莘拖着几乎瘫痪的身体，亲临曲阳等地监督每份爱心款的发放，将捐赠的图书和磁带送到学子手中。到目前为止，王莘和他的基金会已帮助几百名贫困山里娃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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