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永刚精神的时代价值

　　随着媒体宣传的不断深入，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楷模方永刚教授的先进事迹日渐进入大众视野，并感动了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原本熟悉他或不熟悉他的人。感动之余，我们不禁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多元价值观并存，人们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被感动的今天，方永刚身上反映出的那些精神品质何以产生如此大的感染力、感动力，其先进事迹中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是什么，他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启迪？

　　英雄是时代的产物，是与时代同行、与真理同行的结果。

　　英雄是时代的产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与社会精神脉搏一起跳动的结果。方永刚也不例外，正是由于他生活于一个社会大变革、国家大发展、民族大跃升的时代，生活于党的理论不断创新、执政方式开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时代，尤其是我们国家已经和正在进入科学发展的时代，而保证着他和每一位理论工作者都拥有了一个广阔的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舞台。变革的时代催人奋进，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但也易于使人迷惑、彷徨，甚至精神蜕变。中国以30年的时间走过西方世界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如此快速地发展与变革，必然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精神空间。其结果，一种情况是大众精神走向紊乱，心理走向扭曲，进而整个民族走向衰落。这种情况有满清王朝为证，其以两代人的时间入主中原，四代人的时间将一个国家推向繁荣，之后却迅速走向衰落，个中原因无疑与精神有关，即出现了“高原现象”，失去了方向感。另一种情况是执政者和主流社会以强有力的引导力，使大众在碰撞中觉醒，在思考中升华，最终使整个民族凤凰涅槃，走向辉煌。很显然，我们追求的是后者。怎样才能导向社会？重要的一点即为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党的创新理论、遵循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聚集到共同的目标上来。或者说，在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之时，要把荣光和辉煌推向长久，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塑造主流精神和核心价值观。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充满魅力，充满活力。一个民族要站在世界的高峰，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政党要站在时代前列，一刻也离不开理论创新。一个人的生命若是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时代进程联系在一起，并且其中充满睿智、信仰和忠诚，那真如一幅色调明快、意境宏远的画，总会令人驻足、引人入胜。这便涉及到大批理论工作者要勇于承担起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工作，拉直人们头脑中存在的疑问；涉及到理论工作者走入生活，到群众中去，到实践的沃土中，和群众一起认识现实，辨析正误，探求正确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时代为广大理论工作者施展才华提供的平台，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方永刚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使命，他对党的创新理论有一种强烈的认知需求，党的创新理论每前进一步，他的研究、传播就跟进一步，由此构成了他人生的主旋律，也成就了他传播真理的生命乐章。

　　一个民族总要有“关注天空”的人。坚定的信仰信念，永远是一个民族走向辉煌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讲过一个观点：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占领道德和精神的制高点，取得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创造与超越，没有大批淡化物欲，坚定信仰，执著于探求真理，塑造精神世界者，是难以办到的。应当说，方永刚属于那种“关注天空”的人，属于拥有坚定信仰信念者。方永刚通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对政治集团的信仰、宗教信仰和单个人信仰都作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分析判断，进而为确立自己坚定而又崇高的信仰信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主攻方向放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方面。从历史的演变中他看到，为什么洋务运动想从实业方面挽救中国，没有成功；为什么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想从制度方面挽救中国，没有成功；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却能在沉沉暗夜中，找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这，就是科学理论的力量。真理只有进入人的灵魂，引起灵魂深处的共鸣，才能产生坚定的信仰和果决的行动。他认为：毛泽东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由一个书生走上革命道路，最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80年的成长历程是因为信仰的崇高，而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进而强大起来；当前价值观念和信仰呈现多元化，有的人信仰信念领域出现了紊乱，可“一个社会没有主流的信仰，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在此基础上，他还通过切身体验感悟出：“没有科学信仰的人是不幸的人，我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信仰而工作，自己想做而去做就不觉得苦，而且板凳也能坐得住。”作为一个理论研究和传播者，首先自己要信，自己信再进行研究便不会痛苦。完全可以说，由于信而使他拥有自心灵世界溢出来的激情，进而保证了宣讲的感染力。对党的创新理论真学、真信、真用，才能发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时代、引领实践的巨大作用。今天，在有些人那里，一谈信仰信念，就认为是空话、大话，这无疑因庸俗步入误区。相对于物质世界，信仰信念确实看不见、摸不着。但进入精神世界后，它又是真实可感的，富于魅力和作用力。红军万里长征途中，也就是在今天的云南迪庆和四川甘孜州之间有一个名叫香格里拉的地方，要走过这段路，需要翻越10多座4000米高的雪山。历史上靠双脚走过这段路程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队伍区别很大，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在追求精神的天堂。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一个人只有拥有崇高的信仰信念，才敢言强大的前进动力，否则只追求现实功利，注定不会有光明的未来。就人类社会来说，不可能总是生活于精神世界，但也决不能仅仅生活于物质世界。仅仅生活于物质世界，反复强化的只能是感官刺激，此时不会享有深层的精神感动，不会感知人类的本质内涵，因而不会成就有价值的人生。一个民族和集团同样如此。历数世界发展史上的所有强大帝国，其兴起与没落无不与思想文化和精神走向有关。道理很简单，失去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不行，因为精神追求的虚无，价值观的扭曲，最终要反映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来。为什么丘吉尔扬言，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是因为在英国成就为大帝国的过程中，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其国民的人文精神。为什么法国那座安葬了72位包括政治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在内的先贤祠，法国人要在正门上镌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因为这里是法国人心目中的思想与精神圣地，是他们成就了法国精神和文化。所以说，精神境界的提升，信仰信念的坚守十分重要，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方永刚精神品质最突出最本质的现实反映。

　　理论工作者只有把自己的事业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才会获得社会的认同和褒奖

　　无论相对于历史的长河，还是相对于一个时代，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实现如果不能融汇于民族振兴的伟大洪流，不能与整个民族的精神脉动同频共振，除了被边缘化，别无他途。所以，每个社会的人，尤其是政治集团的每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紧密结合到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上来。这一点，只要我们认真关注方永刚的整个人生和思想历程，便可清晰感知。正如方永刚本人介绍的那样，在“唯成分论”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他，少年时虽有勤劳善良的父母和兄弟，却仍然受困于吃了上顿没下顿、兄长濒于娶不上媳妇的窘境。有的青年可以去当兵、当工人、上大学，学习成绩出色的自己却没有这种权利，那时，整个家庭笼罩在没有任何希望的痛苦之中。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他和他的家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希望。这是方永刚的切身感受，也是他开始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与党、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深层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真正走上民族振兴的道路，同时毋庸讳言，由于社会变革剧烈，加之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而来的中西文化大碰撞、大融合。处在这一时代的人们有欣喜，有惊诧，有失落，具体表现便是社会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仰失重、行为失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面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作为理论工作者的方永刚清楚地认识到，党和人民需要一大批理论工作者站到传播党的先进理论的队伍中来，自己有将党的创新理论有效灌注于广大群众，以引导社会、振奋精神的责任，就这样，他真诚而又执著地走上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无悔道路。如果我们对方永刚的思想和行为的走向与过程作出判断，可以说，他没有将自己的事业孤立于社会，存在于狭窄的个人的精神空间，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讲的，自己行为的“深层的动力来源于从小对国家、民族、家庭，以及个人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他把自己的事业和价值建筑于党、国家和人民的需求之上，而支撑起他克服困难的勇气。

　　军人的价值取向只有融汇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找到精神依归

　　在社会转型期，利益关系的调整，不可避免出现某个群体或阶层成为体制转换的受益者或牺牲者。军队这个群体无疑是需要付出牺牲的承载者，正所谓任何群体或集团都拥有紧急避险的权力，惟有军人没有，只要命令下达即使前面是死亡，仍然必须决绝地扑向死亡。这不管是表现于救灾中，还是表现于战场上，皆可佐证。实际上，这与军队的天职有关，尤其是与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与人民群众对我军的道德判断和期望有关。牺牲是一种艰难的选择，军队必须走在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前列，正因为此而成就着崇高，进而铸造起精神的大厦。当然，客观与主观有着一定的距离，理论上的要求与实际中的遵循和实践同样不都相吻合。比如，在涉及具体的单个的人时，是否敢于和勇于承担这种牺牲，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持有的价值观。当代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是“使命、忠诚、纪律、牺牲”，正是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的存在，而对每一个军人提出了更高的道德标准，而一名军人是否把自己的价值取向紧紧依附于此，直接决定着他的人生走向。有了以上认识，便不难感知方永刚身上具有的强大感染力、感动力。方永刚曾经历了一个价值观调整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家庭经济的困难双重压力，他曾提出转业到地方工作，或者说到商海中去畅游。可经过一次次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仍选择留在军营，留在思想理论传播的讲坛上，并且一干就是20多年。其实，方永刚的思想和人生道路的转变过程，原本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精神脉动的过程，未必不是由于有了这种转变而更进一步奠定了他对新选择的坚定和执著，未必不是这种思想波动与新选择奠基着他思想的成熟和价值观的稳定。方永刚在谈及自己的价值观念时这样说：“紧紧跟着时代的脉搏跳动，适应我军对理论研究的要求，是我们每个军人应该做的事情，只要我们努力，就能够出成果，我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为军队的发展作微薄贡献。”“给地方的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讲课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能够说服他们，并且能够解决他们的许多问题，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活得很有价值。”这些真诚的话语清楚地反映出方永刚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坚守的核心价值，已经与社会的主流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吻合。所以，认真分析方永刚的人生轨迹，我们会认清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脉动与社会变革走向，可以反映出一个青年人如何才能走上人生的广阔舞台，并实现价值。这一点给当代青年军人的启示是深刻的。实践是理论的沃土。理论工作者只有到生活中去，才能肩负起历史责任方永刚丰富而又卓有建树的理论研究及其思想传播，是坚持理论源于实践的结果，是敢于担负社会责任的结果。他讲到，即使回老家，路上遇到放牛放羊的人，也会蹲下来，问问收成和家庭情况，老人和孩子怎样。正是这种深入基层、深入生活的主动，保证了他在理论研究和思想传播中拥有丰富的实践材料。很显然，方永刚所有获得突破的理论研究都来自于社会实践，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结果。这种思想方法和学风，相对于那些处于浮躁中，热衷于快餐式所谓“研究成果”者，启示同样是深刻的。“理论只要回到实践中去，就和实践一样常青”。因责任而工作，因责任而突破，是方永刚身上反映出的基本特点。比如，当他认识到，由于社会价值趋向多元化，各种思想良莠混杂，人们亟需思想引导时，作为一个肩负传播党的声音的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他有责任走向社会，走向部队去宣讲党的创新理论，并且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本身就“带有一种理论的公性，去讲课是代表党的声音、军队的声音和人民的声音，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观点，必须把握主旋律。”他认为，自己工作的最大动力不是荣誉，而是责任；作为教员，是灵魂工程师，是党的先进理论的传播者，担负着把党的理论、党的声音融入到人民群众头脑中去的任务。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责任感，一篇篇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自然而然产生出来。试想，如果方永刚不是坚持理论源自实践，其理论成果还会有生命力吗？如果他没有责任感，而是把一切的着眼点置于个人的利益与需要之上，其报告还具有感染力、说服力吗？一个人所做的工作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何言自身价值的实现？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方永刚式的英雄产生，期待着更多的感动，期待着一次次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