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板大卫

　　小蚕每次到伦敦，大卫是必见的。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上次到伦敦出差，他还是我的顶头上司。那一次，大卫在一家豪华餐馆里大宴宾客，款待我们从美国来的同僚。然而过后不久，他就被公司炒了鱿鱼。

　　公司里的人事变动，本来就是过眼烟云，没有什么奇怪的。

大卫则有些不同，我也说不出原委，大概是因为敬重他是一个人才，而不是一个政客的关系，他被炒了以后，我们反而成了朋友。

　　认识大卫快满十年了，那时他是公司的大牌交易员。在一次战略计划会上，他发言洋洋洒洒，眼光独到精辟。和别人不同，他的分析非常定量，私下一打听，果然是学数学出身，是耶鲁的高材生。在众多的头头脑脑中，他出奇的年轻。人们都说美国的精英都集中到金融界了，大卫大概就是一例。

　　以后几年，大卫转战世界各地，当公司老板的救火队、尖刀班。当我们这个部门出问题时，他出任了我们的全球总头儿。

　　英语形容人聪明，用“sharp”，比中文的“敏锐”要强烈一些。这个词用来形容大卫是最恰当不过了。他的那种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敏锐是那么明显，和他谈话时让你觉得无处藏身。他不仅敏锐而且缜密，办事力求完美。他也极具组织力、号召力。他还是个战略性的人物，思路有开创性，出牌总有两手奇招，因而很能服众。

　　然而，这样的大卫却被“问斩”了！究其原因，又是公司高层权力斗争的结果。他在“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和所有的牺牲品一样，大卫在一次会议后神秘地“失踪”了。一封通告全公司的备忘录给他戴了一顶“另有高就”的金帽子，言不由衷地感谢他对公司多年做出的贡献。

　　大卫的温饱问题自然不用担心。在金山银海里摸爬滚打多年，他的个人积蓄用来支付下半辈子花销用度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约好大卫，第二天傍晚在皇家交易所门口见面，一起出去吃饭。我承认我有那么一丝私心，总觉得他这么个人才年纪轻轻赋闲在家实在是一种浪费，想探探他是否有意出山。我混饭的地方正好在广开才路，招降纳叛。大卫正是他们用得上的人才。

　　他来了。站在我面前的人让我大吃一惊。

　　他一脸胡茬，穿一件宽大的老头衫，短裤，身背一把大号的爵士吉他，和早先那个包装得棱角分明的投资银行家真有天壤之别，神色之间少了先前的凝重，多了几分飘逸。

　　我掩护着衣着太随意的大卫，走进一家土耳其餐厅。

　　就着饭菜，我吞下了原先的话题，慢慢消化着大卫的巨变。

　　大卫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浪艺人。

　　他和一位颇有名气的爵士钢琴师合伙，每周在伦敦的几家爵士酒吧里演奏。每过一段时间，他们还去各地巡回演出。大卫现在正写一本关于爵士乐的书，他每周还到附近的艺术学校里学几小时的油画。和一般的流浪艺人不同，他流浪，但是不落魄，惟一保持的金融界的习惯，是对自己的收支和时间有明确的预算和规划。

　　我们谈了很久，天南海北，从绘画到《红楼梦》，只字没提请他重返江湖的事。我明白，银行家大卫，那个挣钱的奴隶已经不复存在，永远不会回来了。眼前的大卫是一个赎得了自由身的人，他有钱又有闲，为自己的灵魂而活，随心所欲。一个穿着三件头高档西服，叱咤于职场；一个穿着圆领纯棉汗衫，飘荡于江湖，何谓成功？如果能够修得鱼和熊掌兼得，有钱有闲，得以抛却那系在领间的绳索，追求那宽袖大袍的自由，也算潇洒走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