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南郊的麋鹿苑,有座“世界灭绝动物墓地”。水泥制成的100块墓碑,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这些墓碑上,记载着地球上已灭绝的150种野生动物的名称和灭绝年代。“我希望人们都能来此凭吊这些永远逝去的动物物种。”墓地的策划者郭耕神情凝重地说。
墓碑群末端,是郭耕写的“墓志铭”,结尾写道:“当人为造成的物种灭绝事件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的时候,作为自然物种之一的人类,你能幸免于难吗?”
北京麋鹿苑博物馆的这位副馆长,虽然今年46岁,但他和动物的交情,已有20年。
“前10年我以人的身份面对动物,后10年我代表动物面对人。”他调侃道。
上世纪80年代初,郭耕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毕业,一度在某公司做进出口贸易,虽然在商海扑腾5年,业绩红火,但他却看不惯业内的尔虞我诈。他厌恶经商,“我不想厚着脸皮、虚情假意做人”。
于是,在26岁生日那天,他毅然放弃了项目经理的职务,给自己选了个新职业:北京濒危动物繁殖中心的灵长类饲养员。
郭耕从小便喜欢动物。他曾养过一只猫头鹰,不过,当他看到猫头鹰闷闷不乐的眼神时,便把猫头鹰放飞了。小时候,一度他的理想是赶马车。
他去秦岭接来13只金丝猴,每天为它们刷毛洗澡、冲洗笼子、切香蕉、蒸窝头。回忆“与猴共舞”的那段日子,郭耕很兴奋:“猴儿特聪明。有只小猴看见我手里有花生米,就发出‘嘎巴’声报警,大猴们听到警示全跑了,它独得花生米。”
养猴第一年,郭耕就带着他命名的金丝猴“壮壮”和“兰花花”,去爱尔兰的都柏林动物园展览了100天。他的名片上印着“中国猴饲养专家”字样。可“虽有名片,但不能当骗子”,于是他用生活费在爱尔兰狂购了一堆与猴有关的参考书,研究起猴来。
此后,他又养过长臂猿、黑猩猩、蜘蛛猴、卷尾猴等各种猴,还出版了处女作《世界猿猴一览》。“全世界200多种猴的分布、习性我都知道。”郭耕得意地笑着,“现在和同行交流,心里有底气了。”
郭耕去过许多国家考察,吸取了国际自然保护与环境教育的不少理念,用他的话说是“去西天取经”。在一些国家考察时,他发现那里的天鹅、大雁等鸟类都不怕人。而这些动物在中国,对人都避之惟恐不及。“哎呦,这得有几斤肉呀,炖出一锅汤来好吃。”他常听国人这么说。于是,他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新选择:从饲养动物转向教育人类约束自己的行为。
1998年,郭耕调到北京麋鹿苑,走火入魔似地迷上了环境教育。在这960亩的园子里,类似“世界灭绝动物墓地”这样的科普教育设施,大多源于他的创意。
比如,一面墙上挂着个双开门的箱子,上书“这里有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打开箱门,里面却是一面镜子。答案不言自明。
动物圈舍的介绍牌上,写着人性化的劝诫语,如:“我们狍子是一种小型原始鹿科动物,见于欧亚大陆。可一些人见到我们,就想吃我们的肉,但愿人类的嘴,不要成为野生动物的坟。”
郭耕常给参观者讲解保护动物的知识:“燕窝是用唾液和海藻做的巢,可人非要吃它那巢,一旦把它们的家吃了,它们还能好好活着吗?”他是中科院老科学家演讲团最年轻的成员。在北大讲座时,他说:“你们可以想象,当地球上最后一只老虎在人工林中徒劳地寻求配偶,当最后一只没有留下后代的雄鹰从污浊的天空坠向大地,当麋鹿的最后一声哀鸣在干涸的沼泽上空回旋,人类也就看到了自己的结局!”他提供的血淋淋的事实让许多学生落泪。
郭耕认为,“保护动物、保护环境的行为,应该落实在人类行为的改变上”。他不用空调,不吃野味,不开车,反对妻子买裘皮时装。他憎恨马戏团、动物园、屠宰场甚至畜牧业。
自我介绍时,郭耕总爱说:“我的‘耕’是笔耕不辍的‘耕’。”他已出版了《灭绝动物挽歌》、《鸟兽的绝唱》、《鸟兽悲歌》等8本书,书名不是挽歌就是悲歌,内容都是为鸟兽的悲惨境遇鸣不平。他的解释是:“有为民请命的仗义之士,我为什么不能做为鸟兽说话的绿林大侠?”郭耕喜欢到处演讲,喜欢在电视台当嘉宾,喜欢被媒体采访。“我不求利,但求名。有了名,就不再人微言轻了。我替动物替环境替大自然说话时,就有更多的人听了,”他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