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打死城管被判死缓 城管执法是否公务成关键

资料图：庭审最后，崔英杰再次向被害人和被害人的家属表示深深的忏悔。崔英杰说：我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 我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

　　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及合议庭诸位法官：

　　我们受本案被告崔英杰的委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担任崔英杰的辩护人。在发表辩词之前，请允许我们对受害人李志强的不幸遇难表示哀悼。无论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是多么的不近情理，李志强都不应该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针对起诉书和公诉人方才发表的公诉词，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我们发表以下意见，为崔英杰辩护。

　　一、 关于起诉书指控的妨害公务

　　妨害公务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的行为。行为人必须明知自己阻碍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明知阻碍之人是在依法履行职务或职责；客观上该人员也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该机关必须是依法设立的、拥有合法授权的适格的国家机关。我们认为，本案中崔英杰实施了妨害的行为，但其妨害的并非公务。理由如下：

　　（一）现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城管类组织具有行政处罚权。

　　崔英杰经营的烤肠摊违法之处在于无照经营。按《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有权查处之行政机关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行政处罚涉及到公民的财产甚至自由，国家对于行政处罚权的授予是相当严格的，具有行政处罚权的机构必须是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机关须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公务人员。国家之所以把查处无照经营的权力交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还因为其是营业执照的颁发机关，具有营业执照的原始登记凭证，而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无从得知经营者是否具有营业执照的。尤其是这种街头巷尾的现场执法，城管何能当场查证经营者是否具有营业执照而作出行政处罚。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条之规定，法律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对行政处罚种类的规定，行政处罚种类只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并没有所谓查封、扣押和暂扣工具的行政处罚种类。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管理局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执法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控方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设立已经法定程序报请国务院批准并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未能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适格的行政机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辩护人已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两份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否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备案之证据和申请调取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之设立是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之证据，以确认其是否是合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在此之前，经辩护人的调查，并没有证据显示该机关具备法律规定的合法成立所要求的程序性要件。作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务，必须举证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

　　（三）控方未能证明参与当天现场执法的人员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的身份。

　　妨害公务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事业编制人员身份。执法人员并没有在执法时向被告崔英杰出示工作证件，而且执法人员成分复杂，既有城管，又有协管，还有保安；更何况当日出现在执法现场的执法人员大多数是便装出现，怎么能要求一个普通的公民具备这种认知能力。辩护人已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提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申请调取受害人李志强及案发现场参与行政执法的崔公海、狄玉美、芦富才、吕平安、赵双顺、张建国、尼玛、何兴民及卢海龙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身份。作为控方，要指控被告崔英杰妨害公务，必须举证证明参与执法的人员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或者事业编制人员身份。

　　（四）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缺乏执法依据并且严重违反执法程序。

　　首先，城管执法于法无据。城管执法人员对被告进行行政处罚的原因是被告无照经营，可是城管事先并没有确认被告的身份，也就无法在行政处罚前得到被告是否存在工商登记的相关证据。在执法现场，执法人员也并没有询问被告是否进行过工商登记，是否有营业执照。也就是说，城管并没有对被告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

　　其次，城管执法程序存在严重的瑕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及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也就是说，按照法律规定，执法人员应该首先向被告出示证件，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甚至包括送达所谓的扣押物品清单。执法人员没有遵守相关法律程序，当日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成立。

　　故而，起诉书所指控的妨害公务并不成立。

　　或谓，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具有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法律依据，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此规定所称“一个行政机关”显然指的是合法成立的行政机关。辩护人认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具有法律根据，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乃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其所行使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没有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