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台州市中院下发了第一个关于行政案件异地管辖的文件。本报记者 王一波
摄
行政诉讼在我国被形象地称为“民告官”，地方法院受地方政府制约，民告官案件审理难的问题突出。
在浙江台州，两个基层法院法官一句“干脆交换审理算了”的戏言成为现实。当地难办的案子，移到异地就能审理，而且能做出相对公正的判决。
3月底，在第五次全国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台州市法院的“异地交叉管辖”的创举获得高调认可。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通过加大指定管辖、异地审理的力度，防止和排除地方非法干预。”
“台州模式”能成为解决民告官难题的一剂良药吗？
窘境
行政庭庭长的“窝囊” 4月3日，说起当年审理行政案件的遭遇，汪华富哽咽了。虽然事过多年，这位58岁的老法官仍然感到很“窝囊”。
汪华富是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第一任行政庭庭长，让他情绪激动的案子发生在2000年。
案子的被告是当地公安局，案由是：原告不服公安局做出的拘留处罚。汪华富了解到，处罚是在台州市某领导介入后做出的。
第一次开庭，法院领导亲自去听。事后，他了解到，市领导已向法院领导打了招呼。
经过庭审，汪华富和合议庭决定撤销公安局的裁定，并记录在合议庭笔录里。庭审结束后，法院领导就找他，让他维持公安局的裁定。
汪华富不同意，但领导执意要他改合议庭意见。法院领导施压，部分合议庭成员动摇，他们打算按领导意思办。
汪华富仍不同意，案件最后提交给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他们也要求维持公安局的裁定。
这样，汪华富无奈地在第二份合议庭笔录里表达了维持的意见，并依据第二份笔录做出判决。不过，他将两份意见完全相反的合议庭笔录都放到了案卷里。
原告上诉到台州市中院以后，中院的法官发现第一份笔录是对的，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华富说，第一份是合议庭的意思，第二份是领导的意思。
在12年审判行政案件的经历中，因为政府干预，汪华富审理的案子里出现两种绝然相反的意见并非仅此一次。
诸如此类的审判经历，让汪华富备感窝囊。而这种无奈从1995年就开始了。
1994年8月底，台州撤地建市，新成立了路桥区，并设法院。1995年3月，汪华富从黄岩法院调到路桥法院，出任行政庭第一任庭长，当时他觉得“特别为难”———自己是个小小的审判员，区长、副区长都比他官大，他“凭什么让区长当被告”。
出任庭长两个月，汪华富就收到了5起关于拆迁的行政诉讼，被告都是区政府。把应诉通知和传票写好以后，他都“不好意思”去送。
最后，汪华富还是托朋友找到区政府办，以“汇报、请示”的口吻把通知送过去。
第一批案子让汪华富由衷地感到行政案件难办，在面对政府时，他有时觉得说话都要低声下气。
汪华富说，法官审案子本来天经地义，但他一边要面对法律，一边还要面对现实。
摸索
“武断”的5%原则 在法律和现实间挣扎，一直是很多法院行政庭的生存状态。为了谋求更多的生存空间，台州市一些县市的法院开始了摸索。
台州市中院一共管辖了9个基层法院，在最初的摸索中，天台县法院第一任行政庭庭长徐金庚创造的“5％原则”最为著名。所谓5%原则，就是对那些占到全部行政诉讼案件约5%的、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尽量判政府胜诉。
虽然这样的原则显得武断，但徐金庚认为，当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数量更多的行政诉讼案件得到公正的判决。
在1990年成为天台县法院行政庭庭长以前，徐金庚曾做过几年法院办公室主任，与行政机关打交道较多。1989年4月，行政诉讼法颁布后，徐金庚听到很多政府机关抱怨，“怎么搞出这样的法律来”。
这些经验让徐金庚意识到行政审判会很难，他本不愿当行政庭庭长，最后被院长点将指定了。最初的5年，徐金庚不敢有太大作为，一年只受理十几个案子。但他同时发现，“没有作为，行政庭不会有地位”。
1995年，徐金庚做了两件事。到天台县管辖的30多个乡镇向老百姓普及行政诉讼法，召集天台主要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鼓励接行政诉讼案。
当年，天台县的行政诉讼案件猛增到98件，成为台州第一。此后的两三年，行政诉讼案数量一直上升，最多时接近200件。
不过，一起事件让徐金庚好不容易激起的热情骤然降温。
1997年，温岭市法院在一起计划生育案中判某镇政府败诉。结果，镇里的市人大代表联名要罢免法院行政庭庭长，并提请撤销法院行政庭的编制。
“这件事给我提了一个醒。”徐金庚说，1995年到1997年，他们已跟县政府硬碰硬了三年，虽然政府有干预，但继续下去后果难料。
徐金庚想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被告的案子，尽量判政府赢。
此类案件每年大约占全部行政诉讼的5％，于是称为“5％原则”。徐金庚承认，5％里肯定有错案，但这是为了换得政府尽量不去干扰95％的案件。
“5％原则”从1998年开始真正施行。徐金庚说，当时，上级法院还专门去调研过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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