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在联合国最久的中国人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

陈健今年刚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位子上退下来。

　　陈健:联合国归来

　　李小萌：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说起联合国，人们似乎会觉得很熟悉，但是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机构，内部又是如何运作的，似乎又充满了神秘感，而且那些在联合国工作的高级官员，他们又是怎么样完成自己使命的，今天我们就请到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 健先生。

　　陈 健：很高兴能够到你们演播厅。

　　李小萌：我们都知道，新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任之后给三十位联合国官员发了一封信，说请你们主动辞职，你也收到这样的信了吗？

　　陈 健：对，他是给所有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一级的官员发的这样一封信，要求我们自己主动提出辞呈。

　　李小萌：这是惯例还是潘基文的自选动作？

　　陈 健：辞呈本来是个惯例，新的秘书长上任以后他有权组建他新的班子，但是正式的要给每个人写一份书面的辞呈，这还是第一次。

　　李小萌：那是不是每个官员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陈 健：心情有所不同。像我这样，知道我准备走，我是以比较坦然的心情来接受。

　　短片1：

　　2007年3月，65岁的陈健从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位置卸任，回到了祖国。前前后后足足十五年，陈健是在联合国工作时间最长的中国人

　　他与联合国的渊源早从1972年中国刚刚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地位的时候就开始了，此后，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陈健先后三次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处工作时间长达十年

　　2001年是陈 健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转变，他从一名中国资深的职业外交官转变成了联合国的高级国际职员，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在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一直掌管着联合国总部人数最多、花销最大的机构——会议管理部，

　　李小萌：您的这个职务，就是联合国副秘书长，是仅次于秘书长的核心人物，这个核心应该有很多方面体现出来，我们在想象，比如说您的办公室是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非常核心的楼层，核心的房间，是这样吗？

　　陈 健：实际上联合国的副秘书长是分散在不同层次的，我是在29层，秘书长是38层，所以还有相当一个距离，如果从层次来说，楼层来说。

　　李小萌：房间的面积要比其他员工大吗？

　　陈 健：联合国里头按照职务的大小分配房间，房间的大小是按照窗户来算的，我是有五个半窗户。

　　李小萌：那秘书长呢？七个窗户？

　　陈 健：也许八九个窗户，我还没数过。

　　李小萌：用窗户来看。您在担任副秘书长期间是分管会议管理部，管理这样的一个部门，而且据说是员工数量最多的一个部门，达到1800人，您的职责是什么呢？

　　陈 健：我职责是两个方面，一个职责是作为联合国大会，主管联合国大会的副秘书长，我的主要职责是坐在大会主席的旁边，对于大会怎么样运作，随时向他提出意见，供他主持大会的时候做参考。另外一项我又是会议事务部的第一把手，所以我要管联合国各种会议的运转，包括文件的运转、同声传译等等，

　　李小萌：作为您来讲是不是联合国总部开会最多的人？

　　陈 健：让人家开会最多的人，我自己最好是少开会。

　　短片2：

　　作为主管联合国大会的副秘书长，5年任期的过程中，陈健组织召开的国际会议不下数百次，在绝大多说时间，他作为联大主席的得力助手以保证会议正常运转，在会议的主席台上他通常并不是第一主角，但是，2001年9月11日，令世界震惊的那场恐怖事件却曾把陈健推到了联大会议主角的地位，而他在那次会议上的出色表现，至今仍令许多人称道

　　陈 健：是意外的，因为那天正好是发生了9.11这个事件，同时那天本来是新的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要当选并且召开大会的时间，由于发生了9.11的事件，所有高楼，高层次的楼层都要撤出来，联合国秘书处也没法进行，大会也没法召开，所以当天是上一届联大的主席已经卸任了，下一届联合主席又没有上任，同时又面临着9.11发生之后，怎么样在联合国大会体现192个成员国对反恐问题上的一致意见，因为当天安理会已经在起草一个决议草案，如果安理会有决议草案，大会没有决议草案，那对大会的地位和声誉会有影响，所以那天我作为主管大会这个部门的副秘书长，我把各个地区的主席找到一起，请他们一起协商一个文案，第二天大会主席一当选，马上就通过了这个决议，我就使得第二天安理会和大会同时通过了一个反恐的决议，得到了各方的好评。

　　李小萌：那也算是做了一天的无名英雄，其实外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发生。前面您也说过，您这个职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会议上您要给大会主席适当的一些建议和参考，您碰上过就在这个会场上一个相对棘手的情况吗？

　　陈 健：这种事情是常常会发生的，比如我快要离任的时候就碰到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上一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在最后一次闭幕大会上宣布我们这次大会一共谈论了一百多少个议题，还有几个议题没有讨论，就不准备再讨论了，会议准备结束了，他刚宣布完之后有两个国家代表举起牌子来要求发言，他们提出一条问题，就是联合国石油换粮食这个议题，他们建议不要关闭，还允许继续讨论。这个提出来以后，大会主席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裁决，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各方的意见不一致，特别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他不希望这个问题还挂在那儿，因为这个问题是针对他的，但是我也知道像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要求从法律角度要求联合国大会成员国有权审议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关掉了，他们会不同意的，所以我当时给大会主席就提了个建议，你把这个问题交给下届联大主席处理，大会主席接受了我这个建议，宣布这个问题由下届联大主席做出决定，做出安排。

　　李小萌：把这个问题交给下届联大处理，体现了一种什么样外交上智慧呢？

　　陈 健：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重点，既照顾到安南的情绪，也照顾到联合国一些成员国的要求，并不关闭，但也没打开，既不开也不关，推迟、拖，联合国里头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问题如果一下子达不成协议的话，有的时候拖一拖，过一段时间人们就有更好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

　　李小萌：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出这种反应和判断，依赖于一个人平常最重要的是什么素质呢？

　　陈 健：平衡感和一种寻求各方利益交汇点的一种精神。因为联合国秘书处是国际公务员，他是为192个成员国服务的，他既要照顾到各方利益，又不能过分得罪任何一方，所以必须有很好的平衡感。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每个十年陈 健都在联合国工作，但是最近的这一次的身份毕竟与前三次都不同<同期>:因为您是作为国际支援的身份去工作，而且之前要宣誓，宣誓要效忠联合国，不再受任何政府的指示

　　做了这个宣誓之后，在面临国家利益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作为中国籍的联合国官员会作何处理？新闻会客厅专访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请继续收看

　　李小萌：宣誓要效忠联合国，不再受任何政府的指使，做了这个宣誓之后，真的没有面临过这种矛盾吗？

　　陈 健：因为中国的利益和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联合国的目标大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李小萌：但是我想您做了多年的代表中国的外交官，在碰到一些和中国利益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心里多少会有一点点权衡。

　　陈 健：心里会有权衡，但是嘴巴上不能说出来的，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来说话。

　　李小萌：但是一些事情在您职责范围内，又不违背联合国的要求的情况下，有一些微妙的处理吗？

　　陈 健：有一些。比如像台湾问题，每届联合一些所谓台湾的建交国都要在联合国大会里头提出台湾问题的动议，要求讨论台湾能不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联合国192个成员国，绝大多数是支持我们的，这个决议草案是绝对不可能通过的，台湾的一些建交国愿意操作这个事情，把它造成一定的声势，从联合国广大成员国来说，对于年复一年搞这个动议已经有点厌倦了，而且把这个问题炒作的话根本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我正好处在这个管会议程序这个副秘书长的地位，所以我们每次都取得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同意和支持，尽量缩短这个程序，把过程缩短，把各国的发言简单化一点，避免把这个事情炒大。

　　李小萌：不能够直接表达立场，要婉转地去做事情，更考验智慧，我想作为中国人，身上会有这种东方文化的色彩，但是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在联合国工作是更加适应那个环境还是需要有调试的地方呢？

　　陈 健：联合国的文化应该说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化制度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它讲究人要有更多的进取心，要有更多的主动性，要善于表达自己，善于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方面应该说经过联合国秘书做调整以后，有个调整的过程。

　　李小萌：那以前您是这样风格的吗？

　　陈 健：我以前不是这样风格的，我这个人一贯是比较低姿态的，所以到联合国以后，我既保留了自己低姿态的方面，同时在自己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不谦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