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一群美国嬉皮士来到田纳西州，创建了一个男耕女织的原始社会；若干年后，面对种种残酷的现实，公社面临着解散的危机；而现在，这里又成为环保主义者的天堂。
1970年，斯蒂芬·盖斯金带领他的读书会成员从旧金山出发，进入美国的中心地带，期望寻求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嬉皮士一族，但他们最终却决定过一种遵循传统道德模式的生活——一种类似于男耕女织的原始生活。最后，他们在田纳西州最偏远的一个森林里“占山为王”，组成了一个精神公社，取名叫“农场”。
上组图：“农场”里的充实生活：听斯蒂芬·盖斯金演讲、合作盖房、共同劳动。婚礼也要由盖斯金主持。右图为盖斯金夫妇。
探访
这里的人看上去有点像难民
从百老汇出发，大约需要3小时车程可以到达“农场”公社。因为担心那里的人都吃素，前往拜访的记者都随身携带了鸡蛋、烟草和牛油。从大路拐下一条小路，就可以看到大片农田、砖砌的教堂以及飞翔的老鹰。“农场”公社里的人看上去有点像是难民。
“农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当有趣。它距离阿们宗派人的聚集地以及三K党的诞生地都不远。一间砖屋将它与外界隔绝开来。一进入公社，放眼所见的都是农田、树木以及马匹。
公社里大概有75座建筑物，其中20座是作为商业用途，其余全是私人住宅。有些房子并没有在聚居区，而是盖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有些房子甚至还只是简陋的铁皮屋。这些房子里曾经拥挤地住了许多人，高峰期甚至一套房子里住了50个人。不过现在情况好多了，一间房子通常只住一户人家。
公社的商场仓库位于公社中最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一座八角形的紫色建筑物。公社内的学校是一所受到国家承认的学校，是用砖头和玻璃建造的。公社里的人行道都是用泥土堆成的，四周长满了绿色的竹子。记者把车开进公社的旅馆，它的主人是29岁的珍妮佛·阿尔巴妮斯及其一家。她是个矮小的黑发女子，有两个分别为3岁和6岁的孩子。两个小孩都是素食者，他们对于有外人来访，感到相当兴奋。
这家小旅馆的房间里有两个美国军用帐篷，帐篷里有部索尼小电视。旅馆的餐厅里还放了几部手提电脑。记者所住的房间被称为“西伯利亚”，因为那里的温度比较低。
安家
一英亩70美元，买下梦想家园
记者来到斯蒂芬·盖斯金家采访。这是一栋旧砖屋，除了门口的沃尔沃老爷车，从外表看，它无法让人与一个曾经的嬉皮士联系在一起。
盖斯金今年72岁了，是个爱笑的老人。他的胡子乱糟糟的，下巴上的胡子甚至有一点花白了。他很瘦小，但看起来是个很有趣的人。他的妻子伊纳是名作家，并承担“公社”里的接生员工作，她是个戴着老花镜的嬉皮奶奶。因为出版过关于接生的畅销著作，伊纳的名声似乎比她丈夫还要大些。
盖斯金本人也出版过10本书，其中包括《大麻精神》和《拯救堕落》等等。他给记者展示了他近期的著作——《一名政治激进分子的使用手册》以及《我心中的不合法》等等。这些书的内容仍然是宣扬他的药物理念及他的公社生活。
1964年，盖斯金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又当了两年英语老师。1967年，他成立了一个名叫“周一晚课”的读书会，开始宣扬包括佛教教义和基督福音等，每周定期讨论社会、政治及心理的话题。每次他开讲前都会对参加者说：“来这里，我们就像飘飘欲仙似的。”他信仰心灵感应。当时的情景无比壮观，有多达1500人来听盖斯金的讲座。
不久后，盖斯金决定与他的信众一起出发，寻找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他的300名助手跟着他一起到各地进行演讲，当时的阵容相当豪华，他乘坐的巴士前方还挂着一条标语：“拯救世界。”每到一处，警察都会对这一队伍“特别关注”，而当队伍经过乡村时，无数村民呆呆地看着这帮人，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连上厕所也成了一种“神奇”的体验。克里夫·费加罗曾经是“农场”的成员，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上厕所也成了一种公共行为，我们自带了几个小塑料桶，臭味充满了车厢中。到了加油站时，就会有同伴提着装满了屎尿的小塑料桶下去将其倒掉。”
如果想加入“农场”，首先必须得立下誓言，愿意接受清贫的生活，愿意接受斯蒂芬·盖斯金为自己的导师，并将自己的全部身家全部上交给公社。
参加者中大部分是缺乏实际经验而看重理论的人。过于看重理论导致后来的演讲中出现了一些形而上的话语，甚至连如何获取水与食物、如何取暖、如何修理机器等都被作为理论加入到了演讲内容中。
队伍行进了5个月后，盖斯金们发现，单纯言语上的演讲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了。盖斯金说：“一群嬉皮士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有人提议得找块土地呆下来。”最终，他们在田纳西州找到了一块地，也就是他们今天居住的地方。“一英亩70美元。”盖斯金回忆说，“当时我们都觉得价格可以接受，于是，我们就在这里呆了下来。”
这么一大群人绕着整个国家几乎走了一圈，只为寻找他们梦想中的家园。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田纳西肥沃的土地。用盖斯金的话来说，愿意留下来的人就成为“自愿的农夫”。页
立誓
愿意接受清贫生活，财产全部上缴
“农场”的面积大约是1750英亩，位于田纳西州最偏远的一个森林里。这里现在居住着200名“社员”。与我们想像的不同，他们并非每天都围坐在一起讨论和平与爱情，然后相互拥抱；也并非每天只会坐在原地，喝着浓咖啡做虚幻的思考；他们更不会只是一味地抨击政府，做没有意义的评论。事实上，这里的人们每天都在忙碌中度日，他们拥有10家非赢利公司以及20家私人公司。
我们这群来自外面世界的懒人们，永远只会期待每个周末休息时刻的来临，但他们永远不会像我们这般生活。他们自己修建发电系统，在自家的后院种植番茄，实现自给自足。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彼此间和谐的生活。他们从不浪费一滴水，他们一直努力使自己的生活尽可能不影响到其他人以及动植物。用我们“外部世界”人的眼光来看，他们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从他们的出发点来看问题，就会认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意义。
“农场”创立于1971年，当时还是作为一个精神上的组织，专门收留各种各样的迷途人群。因为早期成员喜欢穿彩色衣服以及过着传统的农业耕作模式，媒体把他们称做“彩色耕作派”。创始人之一伊纳·盖斯金说：“我们是嬉皮士中特殊的一群人，所以媒体喜欢把目光集中在我们身上。”
如果想加入“农场”，首先必须得立下誓言，愿意接受清贫的生活，愿意接受斯蒂芬·盖斯金为自己的导师，并将自己的全部身家全部上交给公社。
留着长发的公社成员至今依然坚持素食以及亲自下地耕作的生活方式。他们身体所需的蛋白质来源于大豆。他们也会吸食壶烟，并认为这一举动是一种神圣之举。在公社里，没有人有私人财产，人们定期从公社的仓库里获得自家所需的粮食份额。如果社员有公务需要出行，他得向公社的银行申请用款。如果需要用车，他也要向公社提出申请。
创立后的十多年间，这里的人口由300人左右发展到1500人。其中一半是儿童，他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每日快乐地穿梭于森林与田地间。但过于清贫的生活还是让一些人感到不耐烦了，1983年，他们进行了一次投票，共同公社化的生活方式宣告失败。大批人离开了“农场”，最后只剩下大约200人，他们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像“农场”这种社群究竟是如何生存的，的确让人感到好奇。
慈善
他们捐献的食物送到了海地和洪都拉斯
起初，田纳西州本地人并不欢迎这群长头发的“疯子”到来。伊纳·盖斯金回忆说：“人们确实觉得我们是一群疯子。”但很快，整个田纳西州也随之“疯狂”起来。
嬉皮士们用树木装饰他们之前乘坐的汽车，把它们改装成自己的家。他们开始以煤油灯为照明，过起了清贫的生活。有时他们会捉到一些响尾蛇，但每次他们都会把它们放生。他们饲养马匹，开始耕种生活。不幸的是中途出现了肝炎传染，很多人都中招，公社里到处都是黄眼睛的病人。为了赚钱帮助整个公社渡过难关，一部分人去附近的纳什维尔打散工。
附近的村民们开始嘲笑这些嬉皮士们的农作物，觉得他们在那里制造蜜糖是一件很可笑的事。但社员们依然在土地上养了很多蜜蜂。丰收的季节到来，他们可以收集到很多蜂蜜。
“农场”拥有自己的厨师、磨坊工、修理工、水管工和电工。他们还有一个乐队，成员们都穿着典型的嬉皮长袖服装。盖斯金在其中担任鼓手，但他演奏水平一般，更多的是有激情。乐队经常四处免费巡回演出，然后吸收新成员。
每年“农场”都会迎来超过1万名游客。不少人是抱着猎奇的心理来参观的。当人们来到公社门口，就会有人上前介绍进入公社后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禁止任何动物产品、禁止烟草、禁止酒精、禁止麻醉药物、禁止纵欲、禁止谎言、禁止私人财产。接受斯蒂芬作为你的导师……
进入公社后的规则：“禁止任何动物产品、禁止烟草、禁止酒精、禁止麻醉药物、禁止纵欲、禁止谎言、禁止私人财产。”
上世纪70年代，“农场”主要靠种植农作物来赚钱，后来发展得最好的商业是出版书籍。随着社员们在这里繁衍生息，许多问题也随之出现。
1976年，公社内发生了一出悲剧。一个女人打扫卫生时不小心把煤油灯撞翻了，引起一场大火。慌乱中人们把婴儿从窗口扔出去。其中一个婴儿被意外砸到地上摔死，另外一个婴儿则在妈妈抱着他跳窗逃生时不慎被捂死。这场火灾发生后不久，“农场”用发电系统取代了煤油灯的照明方式。
盖斯金早期也曾因为种植大麻而被关进监狱。“有一天我从城里回来，走到公社门口时，发现有很多警察聚集在那里。他们问种大麻的土地是属于谁的，我上前承认那是我的地盘。他们便把我带回警察局，还把我关进了监狱。”盖斯金说。在监狱里，他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但凭着非凡的魅力，盖斯金在监狱里又“发展”了一名治安官卡罗尔，他帮盖斯金申请了假释，并让他重新回到“农场”。
盖斯金出狱后不久，“农场”开始致力于发展成为一个非赢利的慈善组织。他们捐献的食物被送到海地和洪都拉斯，帮助那里有需要的人们。同时，公社还派遣专业人员到纽约的紧急救援中心协助工作。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危地马拉的一次地震过后，前往灾区从事援助工作。虽然公社只有200名成员，但他们在危地马拉协助建造了3000座房子和300栋公共建筑。
矛盾
辛苦赚来的钱被收归集体所有，没人再愿意出去兼职了
雷娜·穆多1972年出生于“农场”。她的父亲何塞·穆多是公社里的机械工，他是来自波多离各的移民。母亲则出身于一个犹太医生家庭。
雷娜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小小的房子里过日子。由于物质匮乏，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为了拿到一双鞋，我们必须排很长的队。我们有足够的食物，但好像从未见到食物有多余的库存。问题变得很现实，有人会这样想，自己竟然没法给孩子买一双新袜子。这种想法在当时就像是一种意识的觉醒，人们认为有些东西应该改变了。我们已经厌倦了每天都用大豆当主食。”
亨利·古德曼曾经是“农场”的社员，在那些日子里，他曾经跟另外几名社员每周六一起到纳什维尔做兼职木工，想赚到钱后改善整个公社以及家里的生活环境。“那时我们一直在讨论给房子换上新的油面地板，这样才能让房子更干净，更有利于孩子们的成长。”干了7次后，古德曼攒够了钱，但是盖斯金却告诉他说，这些钱要用在其他用途上。古德曼回忆说：“我觉得有点晴天霹雳。我们辛苦赚来的钱马上就被收归整个公社集体所有，接着，所有人都不愿意再出去做兼职了。”
1981年一个周日的早上，天上下着大雨，盖斯金又开始了他的一场新演讲。演讲通过公社自己的有线电视系统转播到各个社员家中。在那场演讲中，盖斯金指出“农场”已经开始变质了。他认为现阶段很多家庭已经不太能够接纳新成员进入他们的家庭，而他们自己家庭中的孩子们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房间。社员加里·莱尼说：“斯蒂芬其实就是在暗示，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私。”
盖斯金的这场演讲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很多社员认为自己已经贡献得够多了，不能再对他们做更进一步的要求。同时，有些社员开始担心下一代的生活，孩子们在美国过着“第三世界式”的生活。莱尼说：“大人们是自愿到这里来当农民，但孩子们不是自愿来到这里的。”
这时，公社的生意也失败了，加上公社不停地从事慈善活动，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农场”的经济状况开始陷入赤字。部分社员开始怀疑公社里有人挪用公款中饱私囊，也有人开始认为其他人在不劳而获。大概400名社员离开了“农场”。一时间，“农场”处处乌云密布。公社委员会开始着手讨论如何解决摆在面前的无数问题，最终他们决定：放弃没钱的共产生活梦想，回归到美国社会中。
1983年10月13日晚，大约300名社员参加了一次投票，以决定是否应该将财产私有化。当时盖斯金不在公社里，他到加勒比海地区去参加一次社会服务工作了。90%的投票者选择了取消集体化财产，公社共产制度的时代宣告结束。
解散
有人感觉就像重新获得了自由
公社社员们将这次投票所带来的改变称为“一次杂乱的离婚”，但大部分参加者都感到心口仿佛放下了一颗大石头。没多久，部分社员攒起了一些现金，自己组织前往纳什维尔观看音乐会。当时的社员道格拉斯·斯蒂文森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觉得那是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他说：“我们感觉像一群重新获得自由的人，只想尽情享乐。”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老社员阿尔伯特·巴特斯说：“太恐怖了，我们已经把我们全部的青春投入到公社中，可是在那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公社还能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
“为了拿到一双鞋，我们必须排很长的队。问题变得很现实，有人会这样想，自己竟然没法给孩子买一双新袜子。这种想法在当时就像是一种意识的觉醒，人们认为有些东西应该改变了。”
至于盖斯金，在被问到他是否赞成财产私有化时，他用很官腔的说法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的确希望能有一些改变，但我们的集体化依然是有效的。”
穆多姐妹后来离开了“农场”。她的父母后来也离婚了。姐妹俩跟着母亲搬到了圣莫尼卡海边的一套豪华公寓中。雷娜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那时我们感觉自己像是外国人，什么都能让我们大开眼界。”回归到外面的世界后，她们对于自己的过去也一直闭口不谈。雷娜说：“80年代中期，麦当娜是潮流的代言人，可是，从一个嬉皮公社里出来可不是什么潮流。人们在知道我们的过去后经常会问‘你们是共产主义者吗’或者‘你们是从一个宗教仪式中出来的吗’之类的问题。被问烦了，我们干脆就隐瞒了那段过去。”
但“农场”还是在经过那场风波后最终存活了下来。留下来的人每月需要上缴130美元，以帮助公社偿还欠债。他们一般在附近寻找工作，随着他们与外界的接触，最新的服装潮流、发型、汽车、保险以及税务等外面世界的东西渐渐被带到公社中来。当然，还有不少人依然留守在公社的农田上，过着清贫的生活。（连接：“农场”新一代）
上图：1970年，斯蒂芬·盖斯金带领他的读书会成员从旧金山浩浩荡荡出发，期望寻求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winzi／编制）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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