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数十聋哑学生失踪 家长花钱学校即能找回人

失踪学生在外地从事不法营生，被要求穿上这种“特殊服装”

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大门紧闭

　　杨姓失踪学生写回来的信，信封上写的是寄自太原，封底却盖着临汾当地邮局的邮戳。信的字迹、内容也不像出自失踪学生之手

　　编者按日前，有读者向本报提供线索称，自1月10日到3月7日，近两个月的寒假期间，有超过15名聋哑孩子相继失踪，这些孩子都在同一所学校———山西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孩子的失踪，让他们的家庭瞬间陷入到噩梦之中。是谁在导演这场悲剧？失踪学生是离家出走还是被人拐骗？他们到底都去了哪里？

　　这些问题，让失踪孩子的家长们终日寝食难安。

近日，本报记者赶赴山西临汾，探访数十聋哑孩子失踪之谜。

　　今年寒假十几个聋哑学生相继失踪

　　张明山的儿子张树雄今年21岁，是今年寒假期间最早丢失的孩子之一。如今带走张树雄的杨鑫和郭小刚也离开了家，不知去向。与张树雄在1月17日同时失踪的，还有他另外两个同学贾振兴和任海军。更令人揪心的是，这几个孩子的失踪还只是开始，在之后的40多天中，又有十几名孩子相继失踪。从孩子离家时的情形看，孩子们似乎是主动离开的，而家长们在四处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却逐渐发现，事情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焦急的家长们先找到学校，又不谋而合地聚在了一起，通过交流，家长们发现这些聋哑孩子失踪的情况基本都相同：都是失踪学生所认识的聋哑人到家里去玩，然后用介绍工作等借口将孩子哄出去，有的甚至是用暴力方式胁迫离开，而孩子一离开家，就杳无音信，那些带走孩子的聋哑人有的已经不知下落，更有一些，失踪孩子的家长根本不认识他们。

　　临汾市乡宁县的闫玉堂在临汾市里租房做点小生意。18岁的女儿是去年8月暑假期间失踪的。孩子失踪前五六天内，先后有两拨共3个聋哑人来找过她。出事那天上午，刚吃完早饭，闫玉堂的妻子正在厨房洗碗，女儿只离开他们夫妻俩的视线十几分钟，接着就不见了，孩子走时没有留下支言片语。

　　同一所聋哑学校的15名学生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相继丢失，焦急万分的家长曾在3月8日集体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请求查找孩子的下落。同时也向孩子所在的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反映了情况，

　　这些失踪学生所在的学校———临汾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负责临汾市盲聋哑儿童教学任务的全日制寄宿学校，学校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目前在册学生有270名，老师85名，学生来自临汾市及周边的17个区、县。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在这个学校，学生失踪的事前两年就发生过，但自2005年起，失踪学生人数开始大幅上升。2005年9月就曾有10个左右的学生失踪，那些学生家长到市公安局集体报案。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年来，在这所学校就学的聋哑人失踪总数就超过40多人。

　　失踪学生被骗到全国各地，被迫加入犯罪团伙

　　由于聋哑孩子自身身体的原因，他们与外界接触得少，心智成熟得晚，大多10岁以后才开始上学。失踪的孩子虽然有的年龄已经很大，生活自理能力却远远低于同年龄的孩子。所以，失踪学生家长们关心自己的孩子都去了哪儿，更关心这些失踪的孩子们如今都在靠什么生活？家长们怕他们由于涉世不深受到蒙蔽而参与犯罪活动，为此他们四处奔走。而从各种渠道包括回来孩子带回的信息，则让家长们心如刀绞、难以自持———失踪的孩子们大多被骗到江苏、安徽、江西、广州、深圳等全国各地，被迫加入由聋哑人组成的盗窃团伙，从事偷窃、抢劫等犯罪活动。

　　临汾市洪洞县龙马乡龙张村16岁的李某某，于今年1月27日从家中失踪后，家里花了1.1万元，通过特殊渠道把孩子找了回来。到家时，他的手指上带着累累伤痕，那是犯罪团伙成员扎的针眼和割的刀痕。因为他被团伙中的不法分子强迫去偷盗，完不成犯罪团伙为他定下的“每天至少偷窃500元”的指标，那些伤痕是犯罪团伙惩罚、逼迫留下的印记。

　　小李介绍，他曾在江苏连云港见过姓闫（女）、姓李、姓尉的等几个今年失踪孩子。“也都干偷窃的事，有人看着。”

　　临汾市洪洞县另一个姓董的女孩，在今年寒假失踪，家里花了5000元把她找回。这个女孩今年17岁，被找回后就放弃了学业。她也告诉家人，在江苏连云港和安徽亳州，她见到了几个今年一起失踪的孩子。其中就包括那个姓闫的女孩。共同的漂泊经历，让董与闫之间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小董无法用语言与人正常交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用笔写道：“我回来时，拉闫一起走。她没走，不敢。有人看着。”接着，小董又写下这样一句话：“我还要自己去，把她找回来。”

　　年轻的脸上，透出坚毅。

　　能通过回来的孩子了解到些许自己孩子的信息，对有的家长来说或许已是幸运。有的家长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身在何处。

　　■孩子失踪如重斧劈碎平静家庭

　　孩子的失踪，对于每个当事者家庭来说，都是飞来横祸，如同一把重斧横空劈来，劈碎本来平静的家庭生活。而当被找回来的孩子描述了失踪孩子在外面的生活后，家长们更是心痛万分。

　　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桥西村李文明，自从今年3月2日18岁的儿子失踪后，就彻底放弃了地里的农活，不管不顾地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漫漫长路。李文明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的女儿，也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随父一起到处奔波，寻找丢失的弟弟。找公安，去学校，联系其他丢失孩子的家庭，成了他们每日生活的全部。

　　“找不回我的儿子，我就不回去种地了。”李文明语气决绝、一脸悲怆地对记者说。

　　家住临汾市翼城县唐兴乡下高村的刘小明，今年2月26日16岁的儿子失踪后，就走遍了临汾大街小巷及周边城镇。一天在家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还没听到声音就挂断了。寻子心切的刘小明怀疑电话是儿子打来的，他通过当地电信部门了解到，电话来自西安方向，他就赶往西安大海捞针般地寻找，结果毫无收获，令他心力交瘁。

　　临汾市吉杨杨女士的妹妹，2006年2月27日就从她在临汾市内租住的房中丢失，至今没有音信。去年4月和8月，她先后接到妹妹的两封来信，信的大意是说，她在外面很好，很快乐，每月工作可挣300至500元，请家里人放心，过两年会回来。但具体干什么工作，信中并没有说明。最让杨女士生疑和担心的是，“妹妹”写来的第一封信，信封上写的是寄自太原，封底却盖着临汾当地体育大街一家邮局的邮戳。信的字迹、内容也不像出自妹妹之手。杨女士按信封上的邮戳找到这家邮局后发现，与邮局相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对聋哑人夫妇的摊位。她满腹狐疑，却又无从知道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妹妹是聋哑人，又是女孩，她在外能干什么？”对妹妹命运的忧虑，让她终日神不守舍。

　　临汾市襄汾县的尉强失踪后，他的爷爷，为了找孙子的事，急火攻心，突染重病，最后不治而逝。

　　■“地下渠道”找回孩子需花费万余元

　　现实，逼迫家长们只能作出无奈抉择，只要尽快找回自己的孩子，宁愿花钱走私下渠道。

　　而据了解，在当地，要是通过私下渠道寻找一个失踪的孩子，需要付费5000至15000元，最高的达到18000元。

　　这些孩子走得蹊跷，回来的方式也很特别。家长在通过中间人给过数目不同的钱后，过一段时间，就有人通知家长孩子几天后回来，然后再交另一笔钱后，就有人告诉你：哪天，在什么地方，把孩子接回。

　　回来的孩子大多不愿说他们在外的经历，好像回来之前有人给他们打过“预防针”，而本应该充满愤怒的孩子家长，当记者询问他们是如何找回失踪的孩子时，也吞吞吐吐，他们不断表示：“孩子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和折磨，不希望再受到伤害。”

　　为什么这些家长宁愿花钱通过“地下渠道”找孩子，而不是向公安机关求助呢？

　　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实际上，在孩子失踪后，家长们最关心公安部门的态度，也最渴望得到公安部门的帮助，但2006年至今，家长们得到的却只是失望。

　　失踪孩子家长李文明告诉记者：“孩子今年3月2日失踪后，我是3月8日来临汾市公安局报的案，当时我就看见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里墙上写的工作流程规定，报案7天就要给回复，可过了不下20天，才有公安局的人给我打电话，让去谈谈‘孩子是怎么丢的’、‘怀疑点在哪’等等。”

　　丢了妹妹的杨女士说：“妹妹刚丢时，我天天哭得话都说不好，也不知道该找谁。我先找过学校，学校的人说，通过学校找，就得花钱，私下通过别人去找，‘也只是帮忙’。找市残联，残联的人说：‘要是人在临汾市里，我们可以免费帮你找。出了临汾市，你也得花钱，我们通过私下托人去找。’找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得去找刑侦队。’我去找了刑侦队，开始他们还带我去找了一趟我怀疑的人，后来就不再管我的事了。到今天，我也说不清这事到底应该去找谁。”

　　杨女士说：“我也想过像其他人一样花些钱，通过私下的渠道寻找妹妹，又怕被人以此为借口，不断要挟、要钱。一年多来，为了找回妹妹，我不知求过多少人，请过多少人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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