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华西坝的大街小巷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雷文景/文

　　大学路的前世今身

　　行走在冬日的大学路，眼前的梧桐树分杈枝干结实粗壮，在岁月的风霜刀剑中倔强地指向苍穹。去年，大学路整改，关于这些梧桐树的去留还争执了一番，最后将之保留了下来。

现在，往日农贸市场的喧闹已经远去了，一些宿舍楼和挨家挨户的铺面被重新装饰一番。在大学路的西端街口，三个硕大的旧体汉字“华西坝”抢人眼目。街的腹地，几堵墙身上镌刻着介绍华西坝历史与建筑的碑文。冬日的风阴冷，在风中，各种车辆从碑文前穿梭而过，能够于此伫立片刻的，大都是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他们或牵着孙儿，或提着兜篮，眼中的碑文让逝去的历史浮现在思绪之中。

　　大学路的得名缘于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于此建立，“华西坝”的称呼亦缘于此。只是大学路是正式街名，而“华西坝”却是民间俗称罢了。另一个民间说法为“五洋学堂”，因该大学是由英、美、加三国五个基督教会所创办。旧时华西坝的范围大致与现今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相同：东至南台路，北靠锦江，南倚柳荫街（柳荫街向南至原省博附近，民间称为华西后坝），向西延伸到了浆洗街。这条路径，宋代的大诗人陆游曾徘徊流连过，留下了数首诗篇。到了清代，四川有一位大诗人张船山曾留下一幅墨宝“南台寺饮酒图”，从中，人们可以窥见一方水土的人文渊薮，而南台寺早于乾隆三十七年便焚毁了。

　　在今天的大学路，可供触摸的历史建筑是由西洋人最初开始营造构建的。伫足街边，可清晰地瞥见两幢中西式楼宇的侧面。一幢为事务所，它是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的办公楼，我因工作关系曾经常出入该楼，并对它的历史沿革了然于心，从建校之初到今天，这里皆为学校的行政办公中心，且历经了岁月更迭中学校名称的数度变更：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医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校区。近几年，我在从事华西坝历史的写作中接触过大量的历史资料，那些业已泛黄的案卷在历史的深处不断提醒我，这幢建于1915年建筑着太多的历史积淀供后人咀嚼：关于这所学校的性质，关于它对四川近现代化的影响，关于西医的传播，关于中西文明的冲突……在这栋有着中式眉目又具西式内涵的大楼里，我曾采访过一位华西坝老人，他向我叙说过这样的观点：在这里，就在某个办公室内发出的行政指令，曾经在成都高擎着西方文明的火炬，它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以今人的眼光考察华西坝，它与成都众多的名胜古迹相比，其历史长度最短，但它所包含的中西沟通的国际影响力却是最大。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前首相希思曾专程造访华西坝，他是带着华西坝建筑的最初设计者荣·杜易的遗愿而来的。据说，荣·杜易临终之际，嘱咐儿孙有机会去华西坝看看，尤其是那幢行政大楼事务所。那一年，希思随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荣氏的孙子逐拜托希思前往，以遂祖父心愿。中国教会大学营造的中西式建筑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建筑复兴的肇端，而华西坝建筑群，又有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荣·杜易如此看重远在亚洲的作品，其心结于此可窥一斑。

　　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对中国西部边疆的研究享有国际盛名，外籍学者戴谦和、葛维汉、中国学者郑德坤、闻宥都担任过博物馆馆长。这些蜚声国际的学者，他们的身影，就曾往来于大学路之上。路边的另一幢建筑懋德堂，正是当年的博物馆。几年前，学者王笛在撰写关于成都民俗文化的一本专著时，引用了大卫·格拉汉姆著作中的三幅图片。王笛没有取得作者的授权，他便寻找作者。几经周折，王笛费时几年终于找到了作者的继承人并取得了授权。时间又过去一年，当王笛在翻阅三星堆资料时，竞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位他所寻找的大卫·格拉汉姆，就是当年首先发掘三星堆的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中文名为葛维汉。王笛是川大校友，川大博物馆正是以前的华大博物馆，而华西医大又与川大合并，王笛与葛维汉，竞同为一校之校友，但却又迂隔如此，历史的碎片真让人感到既温馨又迷茫。就象我前年在大学路的瓦砾之中捡到的一方残破瓦当，上面尚镌刻着清晰的篆文：“华西协合大学之图记”。那年，大学路在扩建街道时，毁弃了原大学的旧校门，这校门，曾经是华大最初的校门，这瓦当，就是中式门檐上的瓦当。

　　光明路的流金岁月

　　成都送货上门的商家经常走冤枉路，将送到华西坝光明路的商品送到九眼桥附近的光明巷。其实，华西坝的光明路并不是街道名称，而是川大华西校园的宿舍区。说到华西坝，光明路不得不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原称“广益路”或“广益学舍”的地方更名为光明路。当年为之取名的一位职工如今尚健在，且家居此地，笔者曾数度向老先生请教华西坝掌故，受益颇多。光明路北临锦江，南倚华西校区。几年之前，我每日下班都要去光明路幼儿园接儿子，儿子所就读的大楼也是典型的中西式楼宇，它是昔日广益学舍的主要建筑，也是当年老华大文学院所在地。在孩子们的欢笑声中，拾级走上双层十九级阶梯，仿佛走进了华西坝的流金岁月……在这里，语言学大师吕叔湘曾登台授课；被誉为“现代李清照”的一代词人沈祖棻也婉丽的词句与她优雅的风度都让华西坝的学子终身难忘；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也曾任教于文学院，他在此培养的学生袁珂后来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权威。

　　现在的广益已不复往日的格局，不断增加的宿舍楼消解了昔日独有的园林之美，使之成为一个随处都可见到的宿舍区。然而，它所积淀的厚重文化底蕴总能时不时露出绚丽的一角。在这里，我间或会路遇一些老先生，他们步履蹒跚、满头银发，在过往年代，或是闻名遐迩的医生，或是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和平会议的教会代表，或是开创中国生物化学的先驱。不知道，在以后悠长的岁月之中，这剩下的绚丽一角是否也会渐渐失却光泽。

　　人民南路的洋教师

　　今天，地铁工程已在人民南路三段兴建，这一地段，原本是华西坝的腹心地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成都修建了这个城市诞生以来最为宽阔、大气的街道人民南路，从此，华西坝便被一分为二，为了学校师生行走方便，又修建了一个地下通道将隔断的校园连接起来。

　　路的西面，紧邻人民南路的川大华西口腔医院在成都历史中有着重要地位。1907年，年仅22岁的加拿大人林则偕他的新婚妻子林铁心来到成都，从此，成都有了现代口腔医学教育。以成都为肇端，林则又将他的影响力扩散至了中国各地以至亚洲及俄罗斯等国。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林则与他的同事所培养的口腔人才已经成为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口腔医学权威，一时之间，“华西牙科”几乎就成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教育的象征。

　　有几年，我每日上班皆要经过连接东、西校园的地下通道，就在我的头顶之上，曾经有着一个号称亚洲最漂亮的足球场。当年，华西足球队曾与英国皇家空军足球队在此较量，最后以华西足球队胜出而结束。有一位叫陶维义的英国人曾经参与过大学筹建，他的弟弟陶维新是当时伦敦的球星，为了追随大哥舍弃了进入英国国家足球队的机会来到了四川，并在重庆开展了四川最早的足球运动。除了医学教育以及对华西边疆卓有成就的研究，旧日的华西坝对成都产生的影响也渗透到了体育、音乐以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就连华西坝的保姆也知道比萨，知道每日濑口刷牙！”这是一位老先生曾经告诉我的。

　　史学家冯汉骥那时候就职并居住于华西坝，他的一个儿子清晰地记得，隔壁加拿大人云从龙家的墙上赫然挂着一把军刀和一支手枪。对新中国充满好感与敬意的云先生是洋教师中最后一批离开的中国，他的这两件二战期间的战利品被留在了成都。被留在成都的还有中国口腔医学之父林则使用过的一张屏风和办公桌。屏风是冯先生在洋人告别之际出卖家具时购买的，办公桌一直由口腔医学专家王翰章使用着。王翰章去年告诉凤凰卫视的记者，他一直试图维持这张办公桌的原貌，再陈旧，也不去粉刷它。从1910年到1952年，先后在华西坝工作过的外籍教师共有187人，国籍主要为英、美、加三国，此外还有少数教师来自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德国和韩国。1951年前后，华西坝的48位外籍教师全部离校，告别了成都，告别了中国。

　　国学巷与黉门街

　　一年之前，国学巷与黉门街尚是两条旧式老街，现今已面目全非。经过改造，大马路的宽度是旧日街道的几倍，路旁楼房的高度也不知增高了几许。“华西坝”的广告词还印在了公交车上，“华西坝”三字遂与众多饮料体娱等商品名一起，随着公交车往来穿梭于成都的大小街道。

　　现在国学巷与黉门街的街名皆来源于1910年建立的存古学堂。清道光年间，川籍名臣杨遇春告老还乡，于此受领了一所公寓，原址在现今的装潢美术职中一带。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效仿张之洞在湖北所举办的存古学堂，奏请清廷在四川亦设同名学校一所。杨遇春的后代将祖业捐出作为学堂的校址。存古学堂对入学学生的国学要求很高，科目分为经学、史学、词章三门。第一任校长（其时称监督）是年仅23岁的天才少年谢无量。一批通儒汇聚于他的魔下，如张森楷、吴之英、廖平等人。从国学巷这条陋巷之中，蜀学传递出了它惊世骇俗的学术精神。有意味的是，传播西方文明的华西协合大学也与存古学堂在同一时间、在相邻的地点创立。一中一西、一新一古，在岁月的邅递中，中国文化在倔强地生长、更新着，而先进的西方文明也时时洗涤着成都人。现在，就在存古学堂原址的对面，川大华西医院数幢气派非凡的医学大楼在冬日阳光下傲然耸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