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立：工作时我才觉得自己活着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张国立，著名演员。1955年1月17号出生于天津市。16岁去修铁路，随后调进铁路二局文工团。1983年，参加了电视剧《弯弯的石径》的演出。同年转业到四川人民艺术剧院任话剧演员。

1984年开始涉足影坛，1987年饰演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影片《顽主》中的经理于观，崭露头角。张国立还凭借话剧《朱丽小姐》获得过“梅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90年他因主演影片《袁氏遗产案》而获第13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提名；1996年，张国立主演何群执导的电影《混在北京》荣获第1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近年来活跃在影视界，拍摄了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从艺近30年，张国立先后做过演员，拍过广告、MTV、做过制片、导演，并任重庆美视电影学院院长。

　　提起张国立，熟悉他的人只一个字：忙。这个主演过《宰相刘罗锅》、《铁齿铜牙纪晓岚》、《康熙微服私访记》的著名演员，原来是个工作狂。他在嗜好一栏里填的是“不断工作”。因为赶档期连续拍戏，一直憋着没去厕所，他甚至憋出了尿毒症……

　　采访手记

　　张国立导演并主演的《亲兄热弟》、《济公新传》那边正在各地电视台热播，这边已经忙着为即将开拍的电视剧《想爱都难》女主角陈小艺试装。提起张国立，熟悉他的人只一个字，忙。跟他有过合作的演员蒋雯丽说：张国立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工作。看他的资料，嗜好一栏里填的是“不断工作”。

　　第一次见到张国立是在2005年末，苏州昆山，当时他正在拍一部时装戏，一身笔挺西服，虽然瘦些，气色不错。

　　眼前的张国立，黑衣，黑裤，黑鞋，头上一顶黑棒球帽，比一年多前黑瘦了一圈。一米八几的个子，也许因为太累，走路时不是很挺拔。王刚说张国立经常累得走路时“脚后跟不离地，鞋在地上踢啦踢啦的”。采访时，张国立一脸倦意，不时靠抽烟提神。后面还排着三拔人等着他谈工作呢。

　　曾经有一个寺庙的住持送给张国立一幅字，“吃饭，睡觉”。这四个字，难住了张国立，按时做到这两点，对他来说，是最不易的。2006年，拍《第601个电话》时，因为赶档期连续拍戏，整整一天没去厕所，竟憋出尿毒症来，这也算得上一桩奇事。

　　“我眼里恨活，性子急，看着这个活，我今天非得做完。”张国立自己也很困惑，“我不工作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时间，3天不工作就得生病，去年坚持4个月没工作，进了3回医院，都不是小病啊。工作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是在活着。”

　　张国立的名字后面缀着一大串社会角色：中国电影家协会青年电影工作者委员会会长，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院长，等等。每一个角色他都很卖力。“我一直属于那种做事要做得非常好，让人觉得称职的人。”

　　毕竟精力有限，把时间给了工作，就无法兼顾家庭。“邓婕跟我说，你一年给我们20天就够了。这我都做不到。现在家里是邓婕打点一切，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基本上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张国立叹了口气，“丈夫、父亲、儿子的角色我做得都不及格，没有时间。就这，还有人说我‘潜规则’呢，哪有那时间！”他挺了挺腰板，伸手抹了把脸，使劲睁了睁眼睛，苦笑着。

　　花1000万挨骂，便宜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导演的《第601个电话》已经公映了，市场回报理想吗？

　　张国立（以下简称“张”）：不是特别理想。但我的票房是过了千万的，没有一点水份的数字是1090万。投入和产出持平。去年，不包括港片的纯国产片，过千万的也就10部左右。当时大家对我抨击最多的，就是说这电影像一个广告。赞助商是中国移动和索爱手机，还有奥迪汽车，他们给了我很多赞助。当时我并不想接这个戏，韩三平和任仲伦，一个是中影公司总经理，一个是上影集团董事长，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一年的暑期档是非常好的一个档期，但是我们没有一部纯国产电影。一个暑期档没有一部国产片，这个现象他们看不下去。当时我问他们，干吗找我来完成这个事？他们说，起码我们知道你是负责任的，告诉你8月15日交片子，你会交给我们。就这句话，弄得我一直拼着命地拍，按期交了。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我在4个月之内把它完成了。

　　记：受到抨击，心理有没有不平衡？

　　张：这几年，几乎没有什么好话给这些拍电影的人。我拍完电影后，冯小刚跟我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拍电影的人几乎没有不挨骂的，但我们都是花了上亿的资金才挨了这么多的骂，你才花了1000多万，你不觉得你占了很大便宜吗？”一些导演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调侃、平衡自己，自我安慰。

　　记：接拍这种片子相当于顶了一个“雷”？

　　张：我不觉得这是个“雷”，我觉得我的收益很大。票房和收视率现在对中国电影和电视剧来说，基本上成为一个衡量标准，也是一副毒药。每个导演都知道，你拍这个电影，你拍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其实你就是端起了一碗毒药，因为你将要面对的，是以成败论英雄，以票房论英雄的(舆论)。

　　记：批评和质疑会困扰你吗？

　　张：不会。在我没有被人们关注的时候，也没什么批评和质疑，当我被人关注的时候，我已经拜了师、信了佛，成了一个居士。前一段时间说我“潜规则”的时候，我也被困扰了一天的时间，非常难过，突然觉得自己做人找不着目标了。在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做个好人还是应该做个坏人的时候，我拿起师傅给我的书看，师傅说：你不是一个菩萨，你有的时候可能会被世间的俗事惹怒。你生气了，你气炸了自己可没必要，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你一定特别想骂人，那你就骂上一句“阿弥陀佛”吧。这句话让我一下明白了许多事情。后来我就想：你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承受掌声、鲜花，为什么不可以承受一盆污水呢？

　　拍戏憋出尿毒症

　　记：最初大家认识你是通过电影，这几年是通过电视剧。很多人认为，只有电影才是高雅艺术，你怎么看？

　　张：我是从戏剧舞台起家的，演话剧的。过去我拍电影比较多，但是我不认为电影就是一个高雅艺术。这是一个很难界定的事。能把电影拍好的人是天才，能把电视剧拍好的人也是天才。现在很多从业人员穿梭于电影、电视剧之间，很多演员觉得拍一部电影，自己就得到提升了。但是能非常自如地游走于话剧、电视剧、电影之间的演员并不多。

　　记：现在话剧对你来说已经很远了吧？

　　张：我演过很多话剧，得过第四届梅花奖。我现在离话剧舞台比较远。其实并不是没有人邀请我去演话剧，北京人艺也曾经几次邀请我，林兆华导演、李六乙导演，都邀请我去演他们的话剧，但是我考虑我是一个有单位的人，我不在自己单位(铁路文工团话剧团)演话剧，跑别人那儿，好像说不过去。

　　记：你拍了很多古装戏，是缘于对古装戏的热爱？

　　张：那时候古装戏特别好卖，还有海外市场，给了投资人另外一个收益空间。所谓的海外市场，最大的就是台湾地区，还有“新马泰”。越南的华人、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以及香港，香港收大陆的戏，我的戏几乎都收了。我们做古装戏，其实是在做一个大华语圈，而我们的时装剧就很难到大陆以外的地区去，因为我们的思想、教育和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记：现在改拍时装剧，是因为什么？

　　张：因为我们最大的收益点还是在国内。古装剧现在做得越来越讲究，服装啊，道具啊，场景啊，都要花钱去租赁或购置，还有压资金的问题，因为国内电视台不是马上就付钱给你的，基本上要10到12个月才能把钱付给你，再加上现在DVD和VCD市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原来一集戏可以卖到十几万，现在一部都卖不到十几万。国内黄金时段限制古装戏，再加上前段时间古装戏播得太多，观众对古装戏也有些厌烦，我们再顶风做这种戏的话，基本上投资人没什么收益，所以人家也不愿意投。

　　记：在你的演艺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拍摄是哪次？

　　张：拍《第601个电话》时我病倒了。那天在抢拍，郭德纲来串场戏，他只有半天时间。那天早上一起来就开始拍，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市区，没找到厕所，我就一直没解手，可他们还一直给我喝水，我一直憋着，就憋昏过去了。一检查，憋出尿毒症来了。当天就住院了，发烧39.7度，高烧3天不退。高烧3天，昏迷3天，我在脑子里拍了3部电影，都是打仗的戏。我觉得我在骂人啊，喊啊，我说这坦克为什么不给我开过来呀，这个炮打出去这个落点和弧度为什么没有交织呀。我一生中第一次病得这么厉害。

　　儿子

　　记：张默现在和你的工作室签约？

　　张：对，基本上他也快要跟我解约了，因为他不愿意和我一起演戏。我们最近聊得比较多，他的状况和我不一样。张默是在成长道路上心灵受过伤害的一个人——我从来不回避这个问题。

　　记：你指的心灵伤害是什么呢？

　　张：我们中国人讲，师徒如父子，一个长辈把他的女朋友给弄成那个样子以后，他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却被学校开除了。当然他打了人，他应该受到一定的惩罚，但是这个惩罚他觉得有点过了。我调查这件事情后，知道了很多恶劣的情况。他也知道了一些学校或者老师的真实情况，很多事情他都知道了，这让他看到了太多黑暗的东西，这对他心灵上伤害挺大。他觉得原来这个世界不是他以前看到的样子。

　　后来我跟他谈过一次，我说，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有时我们看到一个花坛，上面长满鲜花，一个人不经意把这个花坛给撞烂了，我们才发现花坛底下全是大粪，可是没有人说“原来它是大粪，你终于让我们知道了它是大粪，谢谢你”。人们会说，“你他妈有病啊，你把这花坛撞烂了，本来挺好看的花让我们看着，你现在把它撞烂了，底下是大粪，让我们闻的都是臭味”。

　　我不可能像别人的父亲那样去做。换一个父亲，觉得这件事情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可以去告状，可以鸣冤叫屈。我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不希望把太多肮脏的东西给更多的人看，我希望人们的心里头存一丝丝的温暖，应该让那件事情尽快过去。开始他也是这样想，后来因为人们总提这件事情，他就反感了。人们总是用一个打人的人的眼光来看待他，他就说，好吧，既然这个样子，那我就给你看。再加上每个人在问他的时候，永远都是你父亲，你父亲，他觉得没有自我了。其实上学的时候他都没有签我的名字，他一直希望人们不要把他父亲的名字加在他身上。他现在老是跟我讲，“其实我做再多，再好，也没有用，别人总是认为这一切都和你有关系。”后来我慢慢理解他的想法，我想，那好，你愿意单飞就单飞吧。但我总是担心，因为这个世界不全都是和善的，他容易掉到陷阱里去，而我就不容易，因为每迈出一步，我都会判断这步对不对，他是不会的，他是按照性情来的。我很希望他能像我这样。他说我看到的世界和他看到的世界不一样。

　　生死南极

　　记：有什么事情，影响过你对人生的看法吗？

　　张：去南极建立科考站那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观。确切地说，两件事情让我非常震动。第一就是面对生死的时候。那是1989年，去南极圈建立科考站，中山站。当时这个科考队里还有一个新闻组，去拍纪录片，我就是新闻组的。那一次遇到了冰崩。冰山的崩塌使我们的船困在那个地方，当时说已经出不来了，船上有107人。当时冰崩让撤离船队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非战争年代的悲壮场面——当时需要人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做堵漏的准备，我看到一个一个共产党员用不同的口音，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是共产党员！”一排人就站了出来。那时我正举着摄像机拍摄，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是我们经常在戏里头看到的情节，现在在生活中发生了。(沉默)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人的精神真是特别伟大。当时我是应该离开的，但我却提出来，“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要求留在船上，坚守到最后一刻！”我被批准以后，每天扛着摄像机与同事轮番在那儿拍冰崩的状况，拍船周围冰山的变化。当时指挥长跟我们讲，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你们一定要把磁带、摄像机扔到直升机上，让我有一个资料好向全国人民做一个交待。那意思是，你们就死了。

　　在南极对我影响很大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们回来的路上，摄制组的一位老师去世了。每天都在一起拍戏、生活，突然就离开你了。悲哀笼罩着整个科学考察队。我到现在都不愿意想这件事情，生死之间就是一口气的事。从那以后，我对荣誉呀、名利呀，看得很淡。

　　记：在南极，身体方面承受的是一种极限考验吗？

　　张：我们这些人在冰崩20多天后，在抢工期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休息的。我们新闻组除了要拍纪录片，还要帮其他工作人员搭建南极中山站，把这20多天的时间给抢了回来。南极是极昼和极夜，我们必须在极夜到来之前把所有事情完成，到了冬天，我们所有的事情就都不能做了，而且冰封之前我们必须撤出去，就跟打仗一样。我已经弄不清该什么时候睡觉了，有时看着企鹅们打瞌睡了，自己就连忙去睡一会儿。人家休息时我拍戏，人家干活时我要搅拌石料，一次要往搅拌机里倒800方石料，一天重复30次，也就是24000方石料要人工倒入搅拌机，就是铁打的人也会吃不消。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太重要了，真是吃尽了人间的苦，后来再遇上什么事觉得特苦的，想想南极，都不算苦。（本稿件由《南方人物周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