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处证券内幕交易证据标准亟待明确

　　新闻分析本报记者 周芬棉

　　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意味着原来大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变为可流通股。也就是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成为可能，而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现象发生的概率也就大得多了。

　　证监会新近发布的《上市公司高管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规定，高管的持股只以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为依据。也就是说，上市公司高管利用别人的名字，或者通过其配偶、子女等人，在二级市场买卖股票时，就可以躲过管理规则的处罚。这也就意味着对于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极具破坏性行为的查处难度进一步加大。

　　查处违规行为，就要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确定证据标准。是采用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标准还是采用刑事的完全证据标准？推理行不行？间接证据可不可以采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林认为，如果采用刑事证据标准，就需要有接近100%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相当多都是直接证据，环环证据相扣，才能判定某人犯罪，因此查处内幕交易、市场操纵行为相当难。而如果采用民事优势证据标准，监管部门所收集的证据中，有80%、90%或更大比例的把握认为某些人涉嫌从事内幕交易时，就可以作出行政处罚或移交司法机关，被处罚人或被诉之人不服，可以自己证明自己没有从事违规行为。换言之，采用这种证据标准时，有小部分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这无疑将更有利于监管部门查处违规行为。

　　但要在我国采用民事优势标准，就需要司法机关等部门的合作。如果司法机关坚持不采用这种证据标准，监管部门将这种违法行为移交过去，行为人也得不到应有的惩处，这不仅影响监管部门以后的查处，而且这种犯法行为因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将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因此，积极研究、通力合作、采用民事优势证据标准，及时查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已成迫切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