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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收藏家披露国博文物流失(图)

秦杰
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一次特殊展览
  4月6日,星期五。对于潘家园旧货市场,这一天不过是个普通的交易日,但对秦杰和广大关心文物收藏的人来说,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早晨9点,潘家园旧货市场二楼办公室。秦杰正在这里举办“国家博物馆文献和图片散落民间实物展”。展出的内容是他最近两个月来收集和追回的国家博物馆散落到民间市场的文献和文物图片,其中包括1500余张照片、740张黑白底片和634个印有“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二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字样的专用袋,涉及20多个门类,包括陶瓷、建筑、青铜器、书画照片、“中国革命博物馆提借文物、提借复制品凭证”等账目和人事卷宗。


  秦杰表情非常严肃,指着印有“中国历史博物馆”或“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牛皮纸袋,对闻讯而来、将他团团围住的参观者说:“谁的孩子谁抱走”。当有人质疑这些多为照片或复印件时,秦杰显得很气愤:“复印件怎么了,是不是历史文化遗存?这些资料包含了文物藏处、技艺细节、国家领导人批示等重要信息,不应该流失啊!”

  秦杰,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副主任兼副秘书长,一个普通的工薪族。两个月来,这位民间收藏家有了一个惊人之举:他最先发现了一批国家博物馆流失的档案文献资料,并开始追踪和收集。从2月3日到现在,他追踪收集了大量从国家博物馆散出的文物图片和资料以及部分人事材料。而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批文献竟然是在北京潘家园、报国寺等旧货收藏品市场发现的。

  这件事一经发现,立即成了各类媒体追逐的焦点。

  追寻搜集流失文献的60个日夜

  “我每周六都会到潘家园淘宝。到现在,我已经分门别类地收藏了体育、西藏、话剧剧照、文物等的老照片几百张。今年2月3日之前,我在潘家园发现了几张特别的照片。其中一张,就是《陀罗尼经咒》!我意识到,我碰到一次重大文献流失事件。”

  《陀罗尼经咒》是一件重要的文物,出土于1973年。上面印有经文,纸被卷成捻,放在铜器之中。经研究确定这件《经咒》为唐朝初年的,从而把中国雕版印刷起源提前到公元7世纪。而在此前,我们知道的中国最早雕版印刷实物是公元9世纪的《金刚经》,现存大英博物馆。

  “作为古籍爱好者,都迫切希望得到一张清晰的《陀罗尼经咒》照片。我找了10余年,突然找到了。更令我惊奇的是,我发现照片的背后还附有非常专业的附件,是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发现《经咒》后呈报国家博物馆的文件。

  “我意识到,我买的这些老照片可能出自文博系统。于是我开始有意到潘家园寻找类似的东西。”

  2月3日,秦杰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南侧地摊书商手上120元买了3种57张古代文物黑白老照片。后经该书商介绍,到二楼坐商处又购到144元的72张黑白和少量彩色文物老照片,质量颇高。当这位坐商告诉他已销往福建一批彩色照片,秦杰当即表示委托该书商高价购回。

  2月7日。“我汇出了1060元,包括手续费。照片涉及13类文物,这是很难遇到的。我收到一组八寸彩色唐代泥塑文物照片20张、65张彩色陶瓷器、53张青铜器、42张古玉器、36张古代石刻艺术、漆器14张、古代兵器22张、古代服饰24张、古代金银器27张、古代人物9张、古建筑17张、书法7张、古印玺24张、古文献地图12张、古首饰65张,成体系的共有13大类437张,有残破,并有15张黑白和彩色底片。有6个专用纸袋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展览部专用,黑白和彩色底片装在里面。”

  秦杰说:“我一直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的《时尚理财》节目合作,现场直播收藏趣闻。其主持人是北大硕士生董彬,我们推崇宗白华的中国古代美学艺术理论,因而多有交流。董彬正在写关于‘中国古代艺术史’的毕业论文,急需古代舞蹈造型图片。当我将其中的一组八寸彩色唐代陶俑组图、彩色陶瓷器的照片等拿给他看的时候,他极其兴奋地向我反复强调,在北大图书馆及资料室、导师出示的文献图片中都没有如此珍贵和清晰的古代艺术造型图片。这下,使我猛然惊醒:只有最高等级的博物馆才能保存有此种高级文献!”

  由此秦杰联想到从今年1月起开始国家博物馆重建改造工程,数以百万件的国家文物安全迁移至指定库房,会不会有“重文物,轻文献”,个别人不慎处理掉文献资料的可能性呢?如果是从国家博物馆里流出来的,那么是怎样流出来的?潘家园旧货市场的经营者又是从哪里批量得到的货源呢?市面上到底还有多少“货”?

  “由于我已批量地购入古代文物照片,且出手稍比同行大方,潘家园旧货市场的书商很愿为我提供货源和信息。之前买的那些老照片让外人看来,挺热闹的,但仔细分析,传统文化中骨干的东西很少,比如青铜器、玉器、书画古籍都没有,这意味着后面还有东西。”

  果然,在接下来的几天,秦杰又陆续从潘家园旧货市场购入全国馆藏名画老照片300张、革命博物馆藏文物照片及说明160张、革命博物馆藏文物照片底片475张、革命历史博物馆文物复制品表格100多页、革命历史博物馆提取文物凭证四五百张、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革命文物表50多页1000多条目及彩色文物精品照片1000余张,不少照片还附有底片。“这些底片时隔多年了,我拿着底片试着冲洗照片,没想到洗出的照片仍然精彩绝伦。”

  2月26日,秦杰又听说他几天前在旧货市场上见到的那575张全国馆藏古代、近代名画书法照片被一个香港人买走了。“我最大的弱点就是财力,现在有人跟我争了,并且还是大款。正好孩子那几天开学,一下子交了5300元的补习费,家里已经没钱了。”为保证此批国家博物馆散落的部分历史文献和文物图片的相对完整,3月15日,秦杰再次委托潘家园经营者以三倍出售的价格全部追回。

  在秦杰家里的沙发上,我看到了摆满了一摞摞牛皮纸小口袋装的文物照片和底片,口袋上印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保管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等字样,有的口袋上还有钢笔或铅笔写的“馆”字编号。如在写着“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谷”和“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全景”的口袋上,编号位置分别填写着“阿001”“馆40795”“阿002”“馆40760”的字样。世界闻名的巴米扬大佛建于公元五世纪,2001年3月,塔利班武装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炸毁了巴米扬大佛,而这些有关伊朗、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等战火话题热门国家的历史古建筑照片理所当然地成了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

  在此批历史文献和文物图片中还有关于台湾历史的珍贵文物的照片,且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国家博物馆的自身藏品,其中至少有5件为一级文物。其中有张照片让秦杰惊喜了,就是一张《荷兰殖民者投降书》(清)(国家博物馆藏)(编号:32669)的照片。台湾人民第一次争取回到祖国怀抱是在摆脱荷兰殖民者的统治之后,而《荷兰殖民者投降书》这件文献连不少文博工作者都没有听说过,更别说见过了,从这张照片上看,这件珍贵的文物一定传世了。这些文物的高清晰度照片正是北京正在筹建中的“台湾历史博物馆”和市场敏感人士重金征集的对象。

  “还有这批《海外遗珍》的照片74张,你看,这哪件珍品是什么年代创作的、现藏于哪国的什么博物馆,在什么刊物上曾被报道过,登记得一目了然,这就为我们了解我们都失去了哪些国宝,哪些国宝是不应该散落的以及为我们今后追回这批遗失的珍宝提供了重要资料依据。失去了这些资料,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这些珍宝在什么地方,再怎么说这也是多少代文博工作者和华侨的心血啊!不能把这些档案散落了。”说到这儿,秦杰痛心疾首。

  秦杰统计,他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共有23个门类,3000余件,大都为国家一、二级文物资料。就这批国家博物馆散落的部分历史文献和文物图片来看,是整批量、大规模的流失,其数量之大,内容之繁,精品之多,图片之美,文献记载之全,令人叹为观止。就在3月24日,他还在潘家园买到了“革命博物馆《外复文物帐册》(三库存)”。

  我是工薪族,就这么一个乐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秦杰能有这样的举动,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秦杰在中国藏书界,称得上是一个奇人,为了这个爱好,他很早就辞职回家,埋头于古旧图书。他毫不客气地说,在中国藏书界他至少排前十,在北京他在前五。他们家除了书柜,就没什么像样的家具了,打开书柜,就像打开了一座座巨大的宝藏。他的藏品不但数量大,而且件件都是精品──李大钊的遗著、毛泽东的早期著作、八年抗战的地图……每件珍品都凝结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每一册书籍都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在区区两间书房的空间里,他垒起了中国现当代革命史的书籍博物馆,圈里人称其为“红色收藏家”。

  时年51岁的秦杰,收藏已逾30年,他之走上收藏道路缘于一人——原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张鲁泉。

  秦杰的父母在“文革”中受迫害,秦杰13岁就跟随父母于河南“五七干校”“改造”。在那里,他跟老八路张鲁泉习写毛笔字。

  1973年,张鲁泉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秦杰一家不久也回到北京。一老一少又见面了。见秦杰酷爱字帖,张鲁泉告诉他,每年的10月15日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庆日,在10月里,故宫的明清字画馆展出古代的名人真迹,张鲁泉特许他到故宫观摩书法真品。于是秦杰就从看故宫的书画展览开始,对古代字画着了迷,开始收藏古代的字帖。秦杰说:“是张伯伯给了我这影响一生的机遇。”

  那一年秦杰刚刚16岁,便开始收集和研究古代的字帖和书籍。老字帖在当时最便宜的是七分钱,最贵的也不过是三毛钱,秦杰用他每个月的五块钱在浩如烟海的老字帖里去寻找他喜爱的。“尽管只有七分钱到三毛钱一本,但很少有人买,旧书市场冷冷清清。”就在这时,秦杰已有了“系列化”的收藏意识。他把购买的字帖分门别类整理好,向父辈们炫耀。当他19岁之时,他已藏有中国历代500种名碑大帖。当他购买到第501本的时候,他的父亲不禁震动了,那是道光年间一位状元的珍藏,还附有另外7位书法家的题跋,确为珍品。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借走后甚至想据为己有,数月不还,秦杰的父亲硬是亲自登门索回。

  “我买了五百本‘垃圾’字帖之后,终于‘入道’了。这500本书给我搭起了知识的架子,但这仅仅是刚刚‘上路’,离一个收藏家的标准还相差很远。”视野豁然开朗的秦杰,不再局限于收藏字帖,唐诗、宋词、明代版画、清代诗作等,广而博收。旧书市场低廉的价格,加上收藏时无尽的快感和占有欲,催促他更加“疯狂”地购买古书典籍。

  尽管秦杰对典籍收藏如醉如痴,也能狠心作大笔投资,但是旧书的价格也在一路飙升。1982年秦杰大学毕业后,他在古籍收藏方面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不仅是因为经济上的拮据,更主要的是心理上的障碍。“一本书从3毛钱涨到80多块,没道理啊!不买!”就在这种心理的束缚下,他眼盯着上好的佳品却不再购买。他在回忆这段日子时说:“每每想起错过的书籍珍品,我心如刀割,夜里做噩梦,都想打自己的嘴巴啊!”“那时候我就是觉得旧书不值那么高的价钱,就像现在有人觉得花100万元买一本宋版书不可思议一样。”其实,从国际视野来看,宋版书是800年前的,手工雕版的,而欧洲17世纪的书早已卖到几百万欧元,价格高出我们几十倍,旧书是祖先留下的文化载体,怎么会不值那么多钱?但这么高的书价,秦杰作为工薪阶层是“玩”不起的。

  秦杰试图走出藏不起古籍的困境,转向在近现代出版物中寻找稀见的、艺术价值高的、国家馆藏不足的、原汁原味的、能反映时代特征的革命文献,即后来被称为“红色收藏”的系列。他避热拾冷,于90年代,解放区出版物论斤出售,秦杰精挑细选,组成系列。

  由于一个特殊的机缘,秦杰拜访了藏书大家、时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他的想法得到了姜德明的肯定和鼓励。姜德明在民俗派藏书领域里很有成就,他给了秦杰一个很好的启示:“在近现代‘五四’文学所形成的出版物里,经过三代藏书家的倡导,应该说被发掘得很全面了,但是新文学版本给你的理念,还有一个空当是你应该去开发的。”姜德明让秦杰利用优势去进行专项的收藏,以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毛泽东为主线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史资料作为版本学研究的方向,做出自己的特色收藏。听完姜德明的一席话,秦杰意识到自己已经找到了具体的藏书目标。

  于是,秦杰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收藏方向,他又回到了少年时期大肆购买字帖时的畅快心境。“延安的出版物两块钱一册,晋察冀的每册一块钱,非解放区的刊物每册五毛钱,成捆成堆地买,摆放在床上分门别类,精挑细拣。”每逢说到这里,秦杰都会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秦杰说:“前辈藏书家引领、提携后辈的品质值得当代藏家学习,藏书与修身养性是个人的事,但文化的承传和发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收藏是要花大钱的。作为工薪阶层的秦杰,几十年来为收藏所投的钱,至少能买两辆中档轿车。这些是以他降低生活质量为代价的。为了买书,秦杰借过孩子的压岁钱,甚至跟卖书的书商也借过钱。家中书柜上一块玻璃破了,3块钱就能换块新的,可15年过去了还是没换。他宁肯粗茶淡饭,节衣缩食,也要把非常有限的财力用到收藏上。

  1992年,在华威桥旧书摊,秦杰见到一本寻觅已久的古字帖,对方要价200元,可秦杰身上没带这么多钱,于是他就用那辆崭新的进口凤头牌自行车作交换了。他还曾用自己的金手表换回15本“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在北京报国寺收藏品市场,秦杰用一件皮大衣换回了几本解放区的文学作品集。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书他买不起。

  经过多年的努力,秦杰在1997年北京市举办的第一届藏书大赛中,夺得“藏书状元”的桂冠,时年43岁。

  当时,在藏龙卧虎、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城,首届藏书大赛的角逐十分激烈。在划定的三个选区里藏书大家云集。海淀区候选人中有专家、学者,有藏书3万册的著名演讲家李燕杰,有名人夫妇吴祖光、新凤霞,也有后来当选的谢其章先生。在“东富西贵”的西城选区,其他候选人都是藏书实力雄厚,藏书条件优越,藏书数量惊人。名不见经传的秦杰,只是以一位普通青年的身份参加候选的。

  当六名评委在观看了西城区前二位候选人的书房后,觉得没有必要再细看秦杰的藏书了,于是只派了市妇联的一位评委到秦杰藏书处,结果令那位评委惊叹不已,一开始说看20分钟就行,结果一口气看了40分钟。那位评委回去后,立即建议召集评委会全体成员重新评估。原来,秦杰亮给那几位评委的是40本革命先烈的早期著作,也是他“红色藏品”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失散多年的李大钊学术著作《史学要论》、闻一多《七子之歌》首刊原件、毛泽东晚年追寻多年未果的《政治周报》(创刊于国共合作时期的1926年,毛泽东本人主编)、周恩来早年亲自编辑的刊物等。于是,全体评委目睹了这些珍贵革命史料后,一致同意一定要让秦杰入选北京藏书状元。

  秦杰在收藏品市场上,较早地步入红色书报刊收藏的行列,脱颖而出,并成为领军人物,他现在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史书籍收藏大家。秦杰的主藏包括:毛泽东早期文献、革命历史文献、抗日战争史料、新文学版本书及古籍、工具书等,收藏精品在1万件以上。尤其是他的红色藏品填补了我国近现代革命史的一大空白。其书房可谓四壁生辉。

  正是靠着几十年收藏的经验的积累,才使他今天能从浩瀚的旧货市场里,找到那些珍贵的文献和照片资料并迅速判断其真正的价值。

  国博文献资料流失的背后

  4月6日的展览已经结束,但社会对于国博这批文献资料的争论却越来越激烈。秦杰从潘家园旧货市场得到内幕消息称:总数量是13个大编织袋。如此大量、精美、专业的文物照片和文献资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私人的收藏品啊!

  为了追回和整理这批宝贵的文献资料,秦杰消瘦得让人心疼。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花去了将近10万元,实在拿不出钱的时候他还动员儿子拿出了压岁钱。就算这样,买到的也只是总数的七分之一。

  “法律没有规定档案、照片这类资料必须永远保存,”秦杰说,“但不管怎样,国家博物馆历史文献和文物图片不该散落到市场上。博物馆工作者应该认识到,博物馆文献资源同非文献类的博物馆藏品一样,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重要的智力资源。博物馆文献的保存和建档必须纳入博物馆文物管理流程,并在建设国家博物馆文献资源中心方面,承担重要的角色。这样,国家博物馆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大博物馆’。古旧图书文献、档案声像资料是新旧、中西各种社会思潮汇聚碰撞的文化最主要载体,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和新中国走向文化繁荣史实的最原始记录,其思想文化价值、文物文献价值、艺术价值有目共睹。

  “对于收藏者,这些文献意义同样重大,这相当于使收藏者对文物的‘间接占有’,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那些从未展出过的文物真貌,以及文博系统保管文物的流程细节。尤其当今赝品充斥市场,这种意义更为突显。国家博物馆档案文献中的国家一、二级珍贵文物的高清晰度照片,特别是彩色照片,在文物行家的手中就如同拥有了珍贵文物的话语权和发布权。高清晰度照片资源在收藏行的特别意义就是绝大部分收藏爱好者一生都不可能拥有国家一、二级珍贵文物,但如能拥有国家一、二级珍贵文物的高清晰度照片,就拥有识假辨假的原始依据,从而拥有权威的话语权。何况数千张的国家一、二级珍贵文物的高清晰度照片呢。”秦杰紧绷眉宇,摩拳擦掌,在屋里来回地踱。“据我所知,这批文献仍在流失。我想通过这件事,呼吁大家对历史文献和文物图片的重视,也希望这次国家博物馆散落的历史文献和文物图片最后能得到妥善的处理,这对全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安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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