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杂志：高山族的流浪之歌

　　高山族的流浪之歌

　　林怡君（台北）

　　台湾岛的高山族，清以前都称“番”，后来日本侵略者称之为“蕃”，多了个草字头，而后改称“高砂族”。台湾光复后，高山族被称为“山胞”。1994年，岛内从事原住民运动的人士要求改称为“原住民”。

　　弱势的“九族”

　　不论番、蕃、高砂族、高山族，还是山胞，其实都是外人给的名称。在古早年代，台湾原住民并没有“族”的概念，只有部落、家族、我们。有的自称“Atayal”（泰雅），有的自称“Tsou”（邹），有的自称“Bunun”（布农）、“Tao”（达悟）……，在各自族语中都是“人”的意思。在后来人类学者的研究中，才将这些自称变成“族”的名称。

　　在台湾，原住民只是一个统称。根据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风俗，日据时代日本的人类学者，将其分为9个族群，国民党政权来台后，延续了这样的分类，也就是阿美、卑南、排湾、鲁凯、泰雅、布农、赛夏、邹、达悟（或称雅美）。很多来过台湾交流的大陆朋友，大概都去过一个旅游景点“九族文化村”，所谓的九族，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九族的分类，延续了几十年。2000年后，台湾当局又陆续认定太鲁阁族（原泰雅族的一支）和邵族（原邹族的一支）。而事实上，早在清代时就逐渐被汉化的平埔族群（平埔指居住在平地），也应该属于原住民，但一两百年来，他们已经完全隐身于汉人之中了。从人类学上，平埔族群大概包含了十多个族，其中的噶玛兰族由于语言还保留着，在5年前被列入原住民。今年1月，又从阿美族中分出撒奇莱雅族，所以现在被认定的原住民，已经有13个族。

　　原住民的总人口约46万人，只占岛内总人口不到2%的比例。从数字看，就可以知道原住民在台湾社会，是绝对的少数。而他们在台湾的政治经济地位，也基本属于弱势。这几年，台湾当局不断地认定新族群，说穿了，其政治作用要远大于对民族的尊重。至今，原住民在台湾政治领域的作用，基本属于“花瓶”。

　　寂寞“林班歌”

　　许多人知道台湾原住民，是由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宣传片的主题曲，这首歌撷取了阿美族郭英男老先生所吟唱的传统古调“老人饮酒歌”的大量片段。中国的少数民族似乎都有能歌善舞的本事，在台湾的流行音乐界，许多人都是原住民，比如张震岳是阿美族，天后张惠妹是卑南族，动力火车是排湾族，而从演艺明星转变成政治人物的高金素梅是泰雅族。不过，他们的音乐都跟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无关。

　　台湾的许多风景区，都居住着原住民。阿里山有邹族，日月潭有邵族，太鲁阁一带有泰雅族太鲁阁族，台湾最高山玉山，山下住的是布农族，东部海岸平原有阿美族卑南族，台湾最南面有排湾族鲁凯族……以上这些族群都居住在台湾本岛，唯有达悟族，世居在台湾岛外东南海面的兰屿岛，而现在也有不少汉人移居兰屿。

　　所有的土著民族与土地的关系都特别紧密，离开了固有的土地，他们自己特有的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几乎都很难再延续下去，台湾原住民也不例外。在日据时代，日本殖民政府为了分散反抗力量、降低统治成本等因素，将原住民从原来世居的部落强制迁移到其他地方，称作“集团移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兵力吃紧，又组织了“高砂义勇队”到南洋打仗，原住民被强迫“志愿”成为“日本兵”，死一半活一半。日本战败后，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有的原住民下山找工作，以为可以领到优厚的薪水，糊里糊涂地当上了“国军”，没想到竟然给送到大陆打内战，大多也没有再返回家乡。

　　上世纪50、60年代，海峡两岸的往来隔绝后，许多部落青年受雇上山，看管林地，经常一去就是几个月，不能回家。一群群年轻男子，工作之余的娱乐就是唱歌，晚上无聊时，一边烤火，一边哼哼唱唱，唱出了一首首没有固定版本的“林班歌”。

　　“我独自一个人去工作/没有人跟我说话/脸上都是灰尘/树在跳舞/鸟在唱歌/牛在叫/说要回家……”

　　一听林班歌，马上就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原住民味道。这些歌曲的旋律，大都从传统的民族歌谣改编而来，传唱时，每个人都添加一些不同的元素，所以经常是好几族的旋律混在一起，而且还混和了当时的国语流行歌。在词的方面，也是从传统歌谣的唱词，逐渐改成以族语发音的新歌词，这些新歌词都是描写当时林班青年的心情，然后又渐渐夹杂国语歌词，最后再演变为以国语歌词为主、族语唱词为辅。

　　林班歌的主题，基本上就两大类，思乡与寂寞。原住民讲起普通话，都是大白话，并且有自己的逻辑，最出名的就是“你了解我的明白”。原住民特有的语感和幽默感，也都在这些林班歌中表露无遗。

　　“小米酒我爱你/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只有你美酒/才能消除我/我我我我心中烦忧/白米酒我爱你/没有人能够比你强/我为了你痴迷/为了你疯狂/你真叫人多么的迷惘/一杯一杯/我不再介意/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我我我我/我醉了醉了/没有人理我/千杯万杯再来一杯……”这首“小米酒”，简直是林班的“族歌”，无奈苦闷的生活处境，常常只能藉酒消愁。

　　天生的乐观

　　大约上世纪60年代后，台湾原住民的劳动力开始大量投入矿业、远洋渔业及工厂作业员。原住民工人曾占台湾所有矿工的1/5，所有渔工的1/3，而原住民总人口仅为岛内人口总数的2%。到了70年代，台湾农村逐渐走向解体，经济转向都市建设，建筑业的木工、铁工又吸收了这批原住民劳动力。部落青年远离了山林，走入都市，变成了都市原住民；山地林班歌，也转变成了都市林班歌。

　　“我的爸爸妈妈叫我去流浪/一面走路一面掉眼泪/流浪到哪里/流浪到台北/找不到我的心上人/我的心里很难过/每次喝酒每次都喝醉……”

　　矿坑、海洋与鹰架，可以说是原住民迁移到异乡劳动的三大意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要是发生大规模的工殇事件，受难者经常有很高的比例是原住民。到90年代，来自东南亚的劳动力又逐渐侵蚀了原住民的工作机会。

　　一百多年来，台湾原住民的坎坷命运与他们天生的乐观性格，形成一个强烈的落差。如果你和原住民交谈，感受到的不会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的笑声和笑话。原本应该根植于土地的原住民，从山地走入平地，踩着颠沛流离的足迹，为求生存离乡背井，做着最粗重的工作，但他们唱的不是哀歌，而是有趣又自嘲的情歌。

　　“你可以戏弄我/也可以利用我/就算你不再爱我/见面也该说哈啰/每一次我见到了你/你总是斜眼看看我呀瞪一眼/到底我是个落魄的人/请你可怜啊心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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