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现代公私观———变公私对立为公私和谐

　　共商兴国多少事，尽在春花三月两会中。

　　千呼万唤的物权法，历时13年，审议达7次，终获通过。但笔者仍沉浸在争议的思考中。争议常是真理的发酵过程，能促使人们的观念，获得嬗变与升华。

　　争议焦点，表面上是公私物权应否平等保护。

实质上是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公私对立还是公私和谐。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

　　追溯一下我国革命与建设的曲折过程，凡能将公私和谐统一的，就无往不胜；凡将公私对立的，则总遭挫折。

　　远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地田”。前者为公闹革命，后者为私分田地。公私统一，得道多助，迅成燎原之势。当时没有物权法，但红军有三大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是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竟严格、精细到“一针一线”的程度，甚至连俘虏也不搜其私人钱财。“一切缴获要归公”，就是保护革命队伍的公产，彻底到“一切”的程度。这种公私平等保护的政策，保证了红色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抗战时期的根据地，除汉奸外，平等保护各种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地主只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人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出公差、缴公粮，建立起大片敌后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初期，抓紧实行土改。1947年10月10日，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将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按乡村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并归各人所有。1948年6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命令，为保护土改完成后个人土地所有权特颁发土地执照，宣布土地所有权任何人不得侵犯。亿万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所有权，防止“还乡团”的反攻倒算，纷纷参军、缴公粮、支前。洪流般的小车队，把百万大军一直送过长江，解放了全中国。这不也是公私统一和谐的胜利吗！

　　建国初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又实行了“公私兼顾，繁荣经济”的政策，不仅保护人民的私有财产，对城镇中公私所有制的工商业，皆实行平等保护政策。对于侵吞公产的贪污分子，则实行严厉镇压，直至死刑。这种公私兼顾、和谐的政策，使经济迅速恢复，出现一片上升繁荣的景象。

　　可惜，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路线发生偏移。在政策上，表现为急于消灭私有制；在观念上，将公私由和谐转为对立。不懂得，在我们这样一个极不发达的大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长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树立公私和谐的价值观，将国家公共利益，同人民群众的私人利益统一起来，将长远发展目标，同提高人民当前生活水平统一起来。

　　所执行的计划经济，其本身就具有排私性。当时负责经济工作的一位副总理，仅因提出在税收上公私企业应当平等，就遭到严厉的批判，称他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

　　随着合作化、公社化及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私有经济成分消失殆尽。然而连生活资料，如房地产等，也化为公有。在思想观念上，将公私的统一和谐，转化成你死我活的绝对对抗。把私字妖魔化为“万恶之源”。把一切“私有观念”，都当作思想革命的主要对象。

　　进而，又把公私对立，拔高成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本质属性。凡同私相关的，皆属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范畴。而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就只能惟公无私了。当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兴无灭资，就全集中为破私立公的斗争。一切同私相关连的个人财产、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个人兴趣以及独立思考、个性解放等，统统称为资产阶级的。进而还把人权、人道、人性、人情、人文等都贬成资本主义的货色。

　　到文革时，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把破私立公斗争，更推向极致。甚至要把共产党易名为“公产党”。清贫至极的农民，从仅剩留的一点自留地，到几只私养鸡鸭，皆当作私有观念产物，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被无情割舍光了。工人的计件工资、奖金等，皆当作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而统统取消。甚至准备取消工资，恢复供给制。人类公认的三大基本人权：生存权、财产权、自由权。在这场破私立公运动中，我们除了人性的阉割，还剩下什么呢？

　　直到改革开放时代，重新确定了基本路线，才将公私对立，逐步转变为公私统一。从允许包产到户，到发展私营经济，近30年伟大实践，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穷困委琐惯的中国人，终于在解决温饱后，又过上较体面的生活。人们从茫然无望的卑微境地中，终于又认识到自己做人的尊严与人生价值。党也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真正落实到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私人利益上来。现在提倡“以人为本”，这“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指一个个具体、鲜活的私人。

　　尽管在发展与转型中，我们遭遇各种激流险滩，但至今皆能安然闯过，靠的就是公私和谐一条心。这一历史现实，再次证明，采取公私对立，不顾人民的私人权益，我们定将遭受挫折、失败；反之，采取公私和谐统一，定能克服一切险阻，取得胜利与繁荣。

　　二

　　历史也表明，人们观念上的更新，往往落后于发展中的现实。我们仍有些同志，虽然生活在公私和谐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享受着做人的尊严，过着较为体面的生活，掌握着较自由的话语权，但思想观念，却往往还同远去的时代，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恋旧情结。“举筷吃肉，放筷骂娘”，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诸多陈旧观念中，同计划经济、大锅饭、平均主义密切相关的公私对立观，就更为一些人所偏爱与留恋。他们常把社会转型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等，皆同私有观念相联系。这就很易怀念破私立公时代的各种口号。人们有时还把传统道德层面上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圣贤准则，同破私立公等同起来，更感破私立公并不错。因此，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仍忌讳“私”字，把私有叫做“非公”，私营叫“民营”，私立叫“民办”，私宅叫“民房”，等等。

　　其实，这是概念上的混淆。我们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追求共同富裕时，必须将公私利益相统一和谐。这就表现为民富国强，也即私富公强。

　　首先，民富才能国强。

　　民间常说“小河无水大河干”。这是指天然水源系统。大江大河之澎湃，皆源于小溪、小河的涓涓细流。若一家一户的小河，皆贫穷干涸，国家的大河能够强盛有水吗？文革时的民穷国弱，就是答案。

　　改革开放后，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放手让一切个人的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现在不仅公有经济能又好又快的发展，私有经济也取得长足进步。至2006年9月，我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达2557．1万个，注册资本6345亿元，总营业额达26240亿元。全国私营企业已达430万户，注册资金61331亿元。私有经济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就业、出口、创新、税收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2004年统计，全国老百姓的私人财产已达28万亿元。其中约1／3为生产资料；1／3为房产、私车等生活资料，因我国居民住房私有率已达72％；另1／3则为私人存款、储蓄等。

　　按这次温总理报告，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数，可算出2006年一年中，至少有9万亿元以上归私人所有。人们除了吃用等一次性消费外，可能有近6万亿元，通过采购耐用消费品与储蓄，而转变成私人财产的积累。以后每年皆有大于这个数目的钱物，累积到私人财产中。其实，我们搞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不就是追求家家户户都有日益增多的私人财产吗？这就是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之所以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精髓所在。

　　人民私有财产大量增多，国家的税收自然增长，综合国力岂能不强。这就是“小河水丰大河满”，民富国方强。再次证明公私和谐的正确性。

　　其次，国强也是为了民富。

　　社会主义中国，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执政的共产党并无私利所图，他只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不同于“朕即国家”的专制王朝，为了国强而可“要大炮，不要黄油”，置人民于赤贫之中。

　　我们从灌溉系统来看，又可说“大河无水小河干”。渗透到每块田畴、毛细血管般的支渠小河，其引水来自干渠大河。干渠无水了，支渠岂能不干。国家贫弱，综合国力不强，广大人民又怎能共同富裕？我们之所以坚持公有经济为主，强调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国有资产不准流失，就是因为公有经济、国有财产是保障广大人民能共同富裕的干渠。干渠的水能通过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灌溉系统，公平合理地流到人民的私田中。香港特区政府，每年拿出一块公有土地拍卖，用来补贴低保，也是这个道理。

　　因此，在这一点上，倒不是先公后私，却是先私后公，要把人民的私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全世界的国有银行，都遵循一个原则：当面临破产出现挤兑时，总是优先私人存款兑现，国家存款则放在最后。同样，一个地区遇到突发灾害，当抢救对象面临公产与私产矛盾时，政府总是把保护人民生命和私有财产放在首位。

　　三

　　从道德层面上看，自古以来，人们都把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及先公后私当作精神的楷模。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当作人生境界的追求。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传统美德。我们应当通过许多先进事例、模范人物来弘扬这种美德，号召大家学习。但又不能以此作为对广大人民普遍要求的基础。因为任何社会中，精英、楷模与公仆毕竟是少数代表人物，要求人人成为尧舜，那只是理想主义的梦幻。

　　在对广大人民的基本道德要求上，我们仍应坚持公私和谐。这就是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德标准。“我为人人”，就是要求每个私人，能为公共社会服务、着想，奉献自己的爱心与力量；“人人为我”，就是公共社会要为每个私人，提供服务与关怀，伸出援助之手。

　　这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私和谐，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任何一个公共社会，都是由无数私人组成的。公本身就包含私，没私哪有公？现代字典中，私的另一写法为“厶”，故有人说：公字上端的“八”为相反之意，同厶相反则为“公”（这也属公私对立）。笔者认为，这“八”不代表相反，而就是八字。我国古代实行井田制，将耕地划成九块，呈“井”字形。八户人家除分种各自的私田外，还负责共种中间的那块公田。所以由“八厶”合成一个“公”字，公含八私，意为公私统一。

　　因此，社会关系本质上就是公私关系。惟有公私关系和谐了，这个社会才能和谐。而共同富裕，又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一个贫困的社会，或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怎么可能和谐呢？所以，确定公产私产平等保护，并作出具体规定的物权法，正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和谐社会绝非理想主义的无冲突社会，各种公私矛盾、利益冲突必然经常发生，损公肥私、假公济私也大有人在。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法律，进行他律的处置；通过“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共道德，进行自律的化解。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口号，早就有之。但在公私对立论泛滥的年代里，这口号早就束之高阁。文革中，“公私融合论”又成为“黑六论”之一，遭到猛烈批判。随着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一公私和谐的价值观，定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之一。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公私和谐，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因此，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实施，我们应趁势而上，抛弃陈旧的、强调对立的传统公私观，树立新的、强调和谐的现代公私观。（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