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藩篱下的课桌隔离幻想

　　上海市的许多孩子家长开始为孩子今秋上小学而奔忙了，在城乡接合部，有一些家长还会四处打探，孩子要上的小学，外来人口子女所占比例多少？有家长明确提出，不要将自己的孩子分在有外地孩子的班级里；或要求老师不要让他们的孩子与“不会讲上海话”的外地同学同桌。

　　教育本来就应提倡“有教无类”的，最不应该以种族肤色信仰财产作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依据，特别是不能以户籍作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依据。没有人统计过外来人口一年要多缴纳多少钱，才能接受同等教育，只知道这种不公平至今没有结束迹象。

　　虽然户籍改革的呼声不断，一些城市也出现户籍制度的松动，但整体上仍处在名至而实不至的状况下———在称谓上统一，在具体的社会待遇福利落实上仍未步调一致。我们常常会把这笔账算在当地政府身上，看看那些要求自己的孩子跟外地的孩子分开教育的家长，你就明白了在普通市民的潜意识中户籍带来的优越感是何等的强烈，小小户籍能支撑着一个人无视对方的学历收入能力及社会贡献并不在自己之下，盲目地寻找户籍藩篱带来的隔离快感。

　　这种优越感和快感还在深刻地影响着下一代的心灵。在日前举行的广州市羊城“小市长”竞选征文中，不少中小学生认为要限制外来人口流入广州，甚至认为要定期遣返部分外来人口。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教育部门越应该大力引导加强教育，让市民有一颗包容的心面对城市的新市民，否则只会生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引导和教育都不能代替对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外来人口需要的不是悲天悯人式的谦逊，不是居高临下的容忍，不是嘴上的冠冕堂皇和心里的嘟嘟囔囔，而是基于户籍制度的彻底改革带来的观念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