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作秀”回到演艺领域

　　陈力丹

　　港台最初使用“作秀”这个概念主要在演艺界，演艺界的职能就是文艺表演，因而“作秀”理所当然。问题在于这个概念扩张到新闻报道、社会活动，甚至个人在非文艺表演的场合，也要“作秀”，这就存在问题

　　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公益活动和政治、经济事务，如果成了表演，会带来诸多的虚饰成分，人们不得不花大力气去辨别其中的真伪。

一旦“作秀”在真实的社会领域、人际交往和组织交往领域中成为时髦，我们只有在“超真实”的场景里没完没了地做戏了

　　让“作秀”回到它原本活动的领域，即演艺领域去；在真实的生活领域，首先传媒不要在新闻领域作秀。在社会其他的真实领域，公关意义上的作秀恐怕难以避免，但是至少不要成为活动的主角

　　易中天近日在上海签名售书时，因为有媒体质疑前些日在北京签售时动用按摩师是“作秀”，这次便死活不肯再用按摩师，连续六个小时，硬是撑着签完了8000多本书。为了避免莫须有的所谓“作秀”指责，易中天吃尽了苦头，这股子拗劲令人佩服。

　　但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作秀”，却一直是“红红火火”，层出不穷。从多次排练后才公开展示的学校“公开课”，到媒体为宣传自己而借口“爱心助学”包机送学子上大学，乃至某地公安部门暂不归还查获的被盗车辆而等集齐几百辆以后开返还大会，如此等等，经常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作秀”这个中文概念来自港台，是英文show的中文表达，音译与意译合一，体现了原词的基本内涵，即显示、被看见、展示、展销、陈列、演出、炫耀等等。这个概念现在被广泛使用，反映了传播科技发展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发生的悄然变化，也与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有关，因为人们之间的竞争加剧，于是通过“表演”赢得他人的眼球变得重要了。一个小小的词语，就像一滴水，在太阳的反射下可以“秀”出各种色调。

　　港台最初使用这个概念主要在演艺界，演艺界的职能就是文艺表演，因而“作秀”理所当然。问题在于这个概念扩张到新闻报道、社会活动，甚至个人在非文艺表演的场合，也要“作秀”，这就存在问题了。新闻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要是把事实的场景变成了像拍电视剧或电影那样，可以一遍一遍地重来，那真假就难辨了。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公益活动和政治、经济事务，如果成了表演，会带来诸多的虚饰成分。个人在社会中本来是真实的一个人，一旦将文艺表演性质的做法搬到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可能当事人自己都会不认得自己了。

　　现在电视新闻的一个较大的问题，便是将对“事实的叙述”与“再现、表演事实”混淆了。很多事实已经发生，如果没有当时现场的画面，虽然是遗憾的事情，但是可以用事情发生后的现场、采访当事人和目击者等等，来表现已经发生的事实。现在有些电视新闻走得远了，即“重现现场”，让演员或当事人再“表演”一番，这种情形若在特定的情况下偶然采用，倒也不是不可以；若被广泛使用，是新闻还是表演就说不清楚了。这种做法不宜广泛采用，还在于很多刚发生的事实往往情形不明，再现性质的表演带有记者、编辑对事实的主观判断，很容易造成“真的假新闻”。例如一些刑事案件的发生情境、原因，在没有最后侦破的时候，新闻传媒已经把事情的前前后后“报道”了出来，而后来的真相因与最初的表演性质的报道出入较大，如果传媒不予澄清更正的话，只会以假传假、以假乱真。

　　此外，现在各种社会活动，也往往有一些公关专家参与设计。利用传播效果的研究成果来设计社会活动是可以的，但是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然而，出于各种利益的驱动，很多真实的社会活动也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表演，说的、做的，虚饰成分太多，以至人们不得不花费较多的精力辨别活动的真实目的，辨别当事人说的是真是假，甚至还得辨别当事人本人是真是假。这样一来，基本的社会秩序便紊乱了。

　　这一切的问题其实都出在“作秀”上。作秀是表演，表演不是真的，这本来是人们的基本常识，可是现在却泛用于需要真实、实在的场合。

　　人面对社会时，存在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说的“本相”（being）与“装相”（seeming）的问题。装相是人们在交往中自我披露的部分，含有程度不同的本相，但也含有假相。人有一种相互纠缠的恐惧感难以克服：一方面，渴望别人按照自己做出的样子留下印象，怕他人用某种固定眼光看自己，另一方面，又喜欢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越是这样，就越会可能使“装相”不真实。个人如果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下“作秀”，就不是布伯说的那种本能的“装相”，而是有意表演了。真诚的表现不是“作秀”。但是现在由于作秀的成分太多了，以至同样让人们难以区分。

　　“作秀”被泛化到整个社会，是传播科技迅速发展、社会媒介化的反映，特别是网络传播造成的虚拟环境，使得真假混淆。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认为，传媒对拟像（simulacres）的生产和传播创造了一个超现实的独立领域，令现实与现实的象征之间的界限愈益模糊和可疑。一切都在传媒中存在，一切都在传媒中被感觉。在这个影像符号世界里，数字化的影像、符号或景观替代了真实生活，形式与内容游离，拟像作为真实世界的替代，无所不在，以至于真实和幻象无从分辨，模式和符号构成了经验，并且消蚀了模式和实在之间的界限，人们从前对“真实”的那种体验正在消逝。真实不再是单纯的现成的东西，而是被人为地“生产”出来的“真实”，模拟的东西变得比真实更真实，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真实”。

　　鲍氏的理论对“作秀”这种现象是一种透彻的解释，他提醒我们要警惕“作秀”的扩张。一旦“作秀”在真实的社会领域、人际交往和组织交往领域中成为时髦，我们只有在“超真实”的场景里没完没了地做戏了。

　　那么结论是什么呢？让“作秀”回到它原本活动的领域，即演艺领域去；在真实的生活领域，首先传媒不要在新闻领域作秀。在社会其他的真实领域，公关意义上的作秀恐怕难以避免，但是至少不要成为活动的主角。

　　真实才能长久，“作秀”获得的东西，如果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最终是不能长久的。观看“作秀”，或渴望作秀和正在作秀的人们，读一读《红楼梦》第五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琢磨一下这一幻境入门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可能会有点启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