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流动性泛滥：亚洲各国央行应达成协调机制

　　本报记者 胡敬艳

　　实习记者 王露

　　应对流动性泛滥：亚洲各国央行应达成协调机制

　　流动性泛滥搅动了全球经济。

　　房地产领域，不要说国际性的大都市，就连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商业中心孟买黄金地段的房价，在2006年也猛涨90%。

在国际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和期货的价格指数更是一路狂飙。就以中国市场为例，2006年年初，上证A股指数为1220.93，而2007年4月17日上证A股指数的收盘价已经高达3611.87点。

　　不断攀升的过热的投资、高烧的房价、通胀压力、资产泡沫、股价指数等等，刺激着各国有关政府部门的神经。从2005年开始，美联储进行了持续性的紧缩，连续18次升息；而欧洲央行紧跟其后，也将利率上调到3.75%。

　　在近一年多来，关于如何应对流动性过剩的讨论一直在热烈进行着，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一问题有所缓解。为此，我们就相关问题，采访了花旗集团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刘易斯·亚历山大（Lewis S. Alexander），以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流动性威胁不会改变全球经济走势

　　《21世纪》：关于造成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专家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流动性过剩源于日本的长期零利率，有人则表示美国是流动性过剩输出的原动力，还有人认为全球流动性过剩源自金融衍生品等等，那么，您认为造成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易斯·亚历山大：在我看来，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储蓄与投资的趋势。如果从全球角度来看，除了中国之外，目前所有区域的投资基本上都是低于长期水平的。美国是这样，欧洲是这样，日本以及亚洲其他地区也是概莫能外。与此同时，储蓄率却相对很高，所以大量储蓄在投资于实体经济之外，还需要寻找更多的出路，这就很自然地对金融产品创造了需求。

　　当然，全球范围内的低利率也是推动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美国，利率已经比3年前高了1%多，达到5.25%；在日本，利率依然很低，但我认为它的影响被高估了。此外，金融衍生品的极大发展，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全球范围内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上升，因而金融创新可被视为对于流动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另一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的波动性降低了，如果仔细观察GDP、通货膨胀等数据，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经济更加稳定了，这也是促使利率维持在低水平的原因之一。

　　总体而言，目前的金融市场比较激进，而调整确实时常发生，例如去年5、6月份出现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我认为，在金融市场风险偏好较为激进的形势下，这种调整还会出现。但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目前的金融市场波动性其实相比10年前已经降低了很多。

　　我个人认为，全球流动性的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而且这种局面很难在近期内得到扭转。我们相信，从长期来看，这种不平衡将逐渐消除，利率也会受到压力而上升，但这需要好几年才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

　　《21世纪》：有观点把全球房地产价格翻番、国际期货价格暴涨、全球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等等经济现象的产生，都归因于或部分地归因于全球流动性泛滥，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刘易斯·亚历山大：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全球经济最近较为稳定的增长，使得风险升水保持在较低水平。当然，实际形势远不止如此，较低的风险升水使得资产价格存在大幅上涨的可能。

　　至于人民币汇率，我不认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目前它的升值幅度还是受到稳步控制的，并没有体现出全球流动性泛滥的压力。而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我认为主要是受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当然，确实存在着全球投资者一起将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抬高的情况，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需求与供给的情况仍是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场有一个特点，即其供应并不能随着价格上涨而迅速扩张，因而容易造成供给与需求之间暂时失衡，出现价格上涨较快的现象，但最终价格会逐渐引导供求双方走向均衡。

　　《21世纪》：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能突然演变成为混乱的经济萧条？

　　刘易斯·亚历山大：毫无疑问，全球经常账户的失衡状况带来了一定的风险，你可以看到，在当前的形势下，全球储蓄通过资本账户进入美国，以弥补美国的低储蓄及贸易逆差，但如果世界其他区域的投资者突然决定不再在美国投资，便有可能引发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衰退。

　　然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认为业已存在的全球经济机制使得这种情况不大可能真的发生。目前美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依然好于欧洲与日本，如果后两者的经济增速超越美国，那么资金可能从美国流出而更多的流向它们，从而使得全球失衡问题得到缓解。但是，这不大可能立即发生，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如果亚洲的央行政策突然发生急剧变化，也会造成深远影响，但这也不大可能在近期发生。

　　总的来说，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是一个风险，但这种风险的影响并没有巨大到令人忧心忡忡的地步。

　　《21世纪》：也就是说，您对于全球经济持有比较乐观的态度了？

　　刘易斯·亚历山大：总体而言，我对于全球经济还是相当乐观的。目前一些区域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包括美国经济，2006年4季度的增长就较低，但是，我们认为放缓只是暂时和温和的，我们维持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仍比较强劲的预测。

　　我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在2.5%左右，当然这只是基于基本面的预测，经济增长依然受到很多其他条件的制约。如果放眼世界其他区域，日本今年GDP增速可能在2.5%左右，欧盟可能在2%左右，都是可以接受的增长速度。对于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我也很乐观，预计在10%左右。总之，全球的经济放缓幅度是很小的，尚看不到大的威胁。

　　新兴市场的挑战

　　《21世纪》：我们知道，您对于新兴市场有些自己的研究，能不能谈谈您对于新兴市场经济的看法？

　　刘易斯·亚历山大：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新兴市场取得较可观的成就，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股票市场上都是如此。这一方面缘于他们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使得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受益，但这些成就并不是由于制度面取得了长足改善的结果。譬如拉丁美洲，以及俄国，其能源领域依然牢固控制在政府手中，私人部门受到较多限制，这种国家主义可能会有潜在的风险。

　　在东欧，国际资本流动使东欧各国受益良多，但依然存在一些可带来不确定性的政治因素，譬如土耳其仍处于政治周期中，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取得稳定。在非洲，尼日利亚也存在政治稳定问题。而在东南亚区域，泰国就是一个例子，其近期试图对于资本流动的控制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总体而言，新兴市场依然处于比较良性的环境之中，但经历了几年优秀的表现之后，我们必须警惕可能的风险，尽管我并不认为任何大的负面局面即将出现。

　　《21世纪》：目前，新兴市场经济体掌握了世界70%的外汇储备，同时，美国巨额的经常账目赤字的解决取决于美国自己的意愿和美元资产数量的上升。如果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兴趣消退，是否它将会引发美元危机？

　　刘易斯·亚历山大：不错，美国目前确实十分依赖于来自境外的投资，如果美国以外的投资者对于美国资产的投资意愿下降，无疑会使得美元贬值，并会造成更广泛的经济影响。但是，我再次强调，这一情况不会突然发生。

　　《21世纪》：但美元贬值不是已成为一种长期趋势么？

　　刘易斯·亚历山大：是的，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使得美元受到影响，自2002年以来，美元已经持续贬值了一定幅度，尽管对于不同区域货币的相对变化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这一趋势还会持续，因为很难想象，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在美元汇率不作调整的情况下能取得显著的改善。所以，美元走低的现象还会持续，问题在于，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还是一个剧烈的结构性变动。我认为这将是一个缓慢而平滑的过程，因为，显而易见，剧烈的结构性变动会带来较大的风险。

　　《21世纪》：全球的金融版图正在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同时，对冲基金正在迅速繁殖，大家正在竞相吸收过剩收益，在充足的流动性支撑下，全球的金融版图是良性的，但是最终可能不是如此。对冲基金“神出鬼没”，冲击力很强，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该如何应对？比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刘易斯·亚历山大：我的基本答案是这样的。应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新兴市场国家最好的对策，就是通过建立一种保险机制，维持良好的政策，关注于消除宏观的不稳定性，譬如稳定的经常账户盈余状况，以及正确的汇率制度改革，等等。而这些正是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10年间不断努力的方向。

　　我认为，事实上大部分新兴市场目前处于相当不错的形势下，当然还有一些国家尚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们应当明白，全球各地不同的风险溢价实际上反映了各地不同的风险，如果政策正确，相当于对投资者来说建立了保险机制，那么全球流动性的波动并不会造成极大的威胁。

　　《21世纪》：流动性过剩对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提出挑战，那么，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央行，应该如何应对？

　　刘易斯·亚历山大：如果你讨论的是有关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我认为资本流入对于它们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们当中有些处于减轻经常账户赤字的考虑，实施固定汇率制度，但这会造成问题。我认为他们应着眼于通过采取措施使得资本流入带来的流动性较少。基本上，央行应该将目标定位于控制通货膨胀，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对于这点做得还不错，我很难找出哪些央行偏离了这一道路。

　　当然，对于亚洲来说，巨额经常帐户顺差和资本流入带来的货币升值压力，确实给央行带来一定的问题。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第一个使本币升值。如果本区域的货币同时进行调整，集体升值，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并不容易达成，这需要亚洲各国的央行达成一个协调机制。

　　贸易保护主义之弊

　　《21世纪》：对于贸易保护主义将加剧全球经济失衡的观点，您如何评价？或者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刘易斯·亚历山大：我确实为此感到担忧。

　　基本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贫富差距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收入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其中不少低收入的人群将这一结果归咎于自由贸易，从而使得自由贸易所背负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同时这些国家的当政者承受了很大压力。我认为大部分当政者是明白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益处的，但他们确实面临来自有选票能力的社会阶层的压力。我认为这一挑战还会延续下去，特别是对中国来讲更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出口，所以任何来自其他市场的贸易保护会给中国带来较大的麻烦。

　　《21世纪》：美国刚刚对中国铜版纸加征了反补贴关税，你认为这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么？美国是不是很有可能对中国其他出口产品也征收类似的关税，譬如钢铁和纺织品？这是否可能最终导致新一轮贸易战的爆发？

　　刘易斯·亚历山大：我认为贸易战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中美两国有频繁的高层接触。我想大家都明白，两国稳定的经贸关系的重要性，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但是，目前在美国确实存在着贸易上趋向保守的可能，很多失业者抱怨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经济学家们会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造成不同人群收入差异扩大的根源，但中国源源不断的贸易顺差确实容易成为一个靶子。

　　回到目前推出的对于中国铜版纸的反补贴关税上来，我确实认为这标志着美国政策的转变，类似的关税有可能会扩散到其他来自中国的产品。但是美国有其法律系统，产业成员必须利用正常的法律程序来做出行动。当然，我认为这确实是贸易保护压力不断增长的一个信号，但是贸易战并不可能，因为两国政府已意识到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21世纪》：失业率上升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科技进步造成的，而不是全球化的结果，一些国家为达到保护主义目的而经常拿失业率说事。您是否赞同这样的观点？您是怎么看这一问题的？

　　刘易斯·亚历山大：不错，我刚刚提到，近来就业机会对于某些工人来说确实在减少。在美国，高技能的熟练工人就业依然很好，但低技能的工人就业越来越困难。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都可能是失业率上升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技术进步造成的影响更大。以电脑为例，它是否威胁了你的就业取决于，电脑是替代了你的工作，还是帮助你更好的工作。如果电脑可以替代你的工作，那么目前的世界对你来说确实很艰难，因为技术进步使得电脑越来越便宜和普及。相反，如果电脑只是能帮助你更好的工作，那么目前的世界对于你来说则变得更好，因为电脑技术的进步使你可以更有效率地工作。所以，我觉得技术进步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使得低技能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以美国零售业为例。零售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在过去20年间经历了非常大的变革，一些全国性的连锁巨头，例如沃尔玛，主导了这一变革，它们受益于技术进步，可以将经营模式优化，使用更少的人力。这个例子就主要是由于技术所造成的，而不是贸易。

　　但是，我们都要面临的现实是，各国当政者将面临的政治压力源（如低收入群体）还是会以贸易为靶子，而不是技术进步。

　　《21世纪》：鉴于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危害，您觉得是否需要全球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盟、中国以及日本联合协调，设法解决这一问题？

　　刘易斯·亚历山大：如果你指的是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我不认为这需要大家联合起来解决，各国只需按照自身最佳利益去设法改善即可。

　　美国应回顾自身造成其贸易逆差的根源，调整其政策，首先就是设法紧缩财政政策，而这纯粹是美国自己的事务。欧盟及日本可能需要审视其货币政策，特别是较低的利率。中国也已意识到了巨额贸易顺差的负面影响，并越来越重视国内消费的重要性。

　　再次强调，我不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全球范围内的协调联合有多么重要，各国应从其自身的主要问题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