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

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中国的新革命》系著名作家凌志军的最新作品，经授权本报即日起在上海地区独家连载，以飨读者。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一、1983年1月25日的早晨白颐路被一种神经质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几乎人人都能看出，总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

　　紧张气氛来自那个闻名遐迩的大院子。用今天的京城地图来比照，这是靠近四环北路的一片土地，高楼林立，巨大的玻璃幕墙构成一幅幅夸张的几何图形，在蓝天的衬托下散发出眩目的光芒。而在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灰色建筑，被农田分割包围。它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包括计算所、物理所、数学所和电子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一直都是国家的某种象征，神圣，宁静，单调，犹如一潭深水。而现在，也即1982年冬，竟由于两个人的冲突，荡起层层涟漪。

　　陈春先和他的上级管惟炎，成为这场冲突的两个极端的代表。前者是个理论物理学方面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可惜他的热情已经背离既定道路。当时他正在倾心尽力地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自诩为“科技游击队”。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管惟炎一点也不喜欢他的这个同行和下属，这种情绪在过去两年渐渐积累，直到开始怀疑陈春先的人品。他先是指控陈在牟取金钱方面的私利，乃至玷污神圣的科学殿堂，接着又要求审查陈的公司账目。审查行动在1982年3月开始，到年终还是没有一点停下来的迹象。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冬天，关于陈春先和他的公司，白颐路上谣言纷纷。这些谣言每句话都是一项严重指控，在当时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可是按照今天的条律和实情，却又是荒诞不经和可笑的。有的谣言说，这个人正在收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其基本方法就是恣意发放“红包”，数额超过国家工资，又全部隐匿不报。有的谣言说，这个人把国家科研经费窃为私有。还有人声称，已经看到一份非法获取收入者的名单，牵涉至少20个科学家和大学教师。攻击的矛头无一例外地指向陈春先和他的两个合伙者，纪世瀛和崔文栋。

　　1983年元旦前后的几个星期，这三人躲在物理研究所院内那间蓝色的木板小屋里，神情紧张，坐立不安。“科技游击队的指挥部搁浅了”，纪世瀛在后来撰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蓝色板房坠入紧张而窒息的气氛之中……”

　　陈春先尽管神情沮丧，仍然坚定不移，期待他的时辰很快到来。他一直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对抗管惟炎所长代表的力量，可惜无法稳定自己的队伍。公司员工不是大学教师就是科学院的研究员，只在8小时之外投入进来，所以被叫做“星期日工程师”。对他们来说，职业的稳定是天经地义，辞职跳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在所长的压力下很容易地被瓦解了。现在，陈春先面前只剩下纪世瀛和崔文栋。三人相顾无言，彼此心照，谁都不知道怎样超越那个无形屏障。根据纪世瀛后来的回忆，当时场面“冷清得怕人”。最后还是陈春先打破沉默：“我说要干下去，你们俩也说要干下去。我们态度一坚决，就会有第四人、第五人。”

　　不幸的是，这个冬天陈春先期待的“第四人”始终没来。如果有人再次走进蓝色小屋，那也是偷偷来告别的。保存至今的公司档案中有一些文件，表明员工们纷纷退还津贴。这些钱原本只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报酬，其数额为每人每月30元。

　　1983年1月25日是个星期二。破晓时分，物理所大院的西北角上忽然一片喧哗。声音涌进88号楼，穿过狭窄漫长的走廊，不出所料，是朝着纪世瀛家来的。他听到人声、掌声、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当即“吓了一跳”，而他的妻子则是“心里一紧”。这两年让这夫妻俩心惊肉跳的事情太多了，“天晓得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真的是警察来了！”

　　慌张中的纪世瀛听清了几句话：“快打开收音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台里说，你们是对的。”“这下子你们翻身了！”

　　他夺门而出，回到两个风雨同舟的伙伴中间。三人相拥一处，眼里挂着泪，就像噩梦醒来，互相询问这消息是不是真的。

　　千真万确，这是真的！大家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彼此祝贺，看着同事们围拢过来，时而拱手，时而大笑，脚下踏着有力的节奏，齐声高喊“解放了！解放了！”

　　情势急转直下。陈春先，这个圆脸、小眼、面相柔和、没有棱角的南方人，这个在童年时代挨过饿的穷光蛋，这个赴莫斯科大学专攻核物理的留学生，这个衣衫不整、扣子常常扣错的邋遢鬼，这个为国家原子物理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这个对抗上级因而被冷落的倒楣蛋，这个挂着研究员头衔却在捣腾小买卖的不务正业者，这个已有30年党龄却挥舞着金钱引诱科学家红杏出墙的叛逆者，就从这时起，成了中关村的英雄。

　　然而当时没人想到他会成为英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不过感到阳光回到心里，阴云一扫而光。陈春先回到家里，已是深夜，虽然很累，但很快活，心中唯有一个悬念挥之不去，彻夜不眠：“难道真是什么有来头的人说话了？”

　　这个早晨发生的事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我们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的起点。在后来那些回顾历史的人们中间，陈春先常常被说成是“中关村第一人”。他的那个根本不像公司的公司一共存在5年，在技术方面乏善可陈，在管理方面一塌糊涂，但是在中关村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它的确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虽然是缓慢地扩展着它的影响，但其性质和强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它把科技人员送到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境地，让他们的热情和智慧在金钱、物欲和普通人的需求中得到满足，就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说的，是“一条新路”。

　　成为“第一人”的这个人，那年48岁。这个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潭死水般的院子里扔进一块石头的人，肯定是个见异思迁的天才。表面看来，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一个技术人员怀才不遇而又不甘寂寞，所以背叛自己的上级和曾经信守的道路，自行其是。但实际问题是，这个社会蕴藏着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冲动。（1）作者：凌志军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