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最终还是侵略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最终还是侵略

　　日本前驻联合国副大使北冈伸一称，当时日本很多人认为，要自卫就要把中国的资源据为己有

　　东京审判是从美国的角度和观点来开庭的一次审判。从中国或我的观点来看，又是不同的。

　　对话人物

　　中国国内发生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时，北冈伸一正出任日本驻联合国副大使。2005年4月，他痛感中日之间需要就历史问题进行对话。在最近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他提到，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町村信孝向中方提出进行共同历史研究，但中方没有什么反应。在去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之际，这一议题再次被日方提出，中方表示了同意。

　　2006年底，中日双方已分别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牵头，各成立了由10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设置“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对中日历史进行共同研究。中日双方轮流主办会议，其中，中方首席委员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日方首席委员即是北冈伸一，他现在的身份是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科教授。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具开创性意义。今年底，双方将形成各自的研究成果，明年6月第四次全体会议前，在对研究成果进行充分讨论和修正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研究报告。4月17日上午，记者在东京大学采访了北冈伸一教授。

　　媒体报道常出现极端观点

　　日本有观点认为，中国打算永远以战争问题批评日本

　　记者：这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由日方先提起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动议，当初是出于什么考虑？

　　北冈伸一：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历史认识上的差别，报道中经常出现比较极端的观点。右翼和左翼两种极端的观点碰到一起，显示出来的差异比实际差异就更大了。有些报道中说，日本一次也没有向中国谢罪过，或者日本人对战争一无所知。这是不对的。温家宝总理这次在国会演讲上也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

　　在日本，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打算永远以日中战争问题批评日本。在记者面前这样说有点尴尬，但是有一些记者，在报道历史问题时的确会有一些夸张的倾向，这样两国之间就不好互相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日中两国的学者代表坐在一起谈历史问题是比较好的，这样可以把认识差距缩小。这对两国有好处的。

　　记者：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会议之前，有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你觉得日韩的合作成功么，有何经验教训？

　　北冈伸一：在日韩两国之间能够建立一种比较信赖的关系，我认为这是日韩共同历史研究比较成功的一点。但是具体到有没有取得更广泛的影响力这一点上，我觉得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不好说是成功的。

　　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中讨论的问题太过专业了，比如类似于日本百货店在朝鲜半岛内的进出这样的题目，就有很多。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的中方首席委员步平在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二次会议上，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次达成一个协议，吸取日韩共同历史研究的教训，不去研究过于个别的具有专业深度的问题，所研究的日中关系话题应该是能够覆盖整体的。

　　记者：从日韩共同历史研究来看，双方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否会影响学者的立场？

　　北冈伸一：对于日韩研究来讲，日本国内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对我们这边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参与共同历史研究的都是很优秀的学者，不会让那些反对的声音影响自己研究的客观性。虽然有一些批判的声音，但是很多国民还是希望通过共同历史研究来缩小两国间的差距，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记者：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是政府牵头的学术工程，如何保持独立性？

　　北冈伸一：日中两国进行共同历史研究，是去年10月安倍去中国访问时和胡锦涛主席会谈时确定的。当时日中两国都对对方的和平发展表示重视，互相给予了好的评价。即重视和平与发展，向着未来迈步。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作为和平与发展议题中的一环，就这样开始了。我觉得，虽然是政府牵头，但政府的力量不会大到影响到研究的独立性，至少在日本是这样的。

　　最大的战场是在中国

　　应该是从1931年或1937开始来划分这个战争时期

　　记者：你是说靖国神社不是国立的，而小泉参拜并非抱着参拜战犯的目的吗？我看到你在论文中提到对东京审判的不以为然。你认为所谓的甲级战犯，是战胜国强加的？

　　北冈伸一：我写的论文质疑的是，甲级战犯是怎么选定的？因为美国当时在东京开庭，用很短的时间就把战犯都定下来了。他们注目的是东条英机，他们认为东条英机是最坏的，和东条英机比较接近的人都被定为战犯。而那些和东条英机对立的人，就算他们对战争负有责任，有罪，也没被定罪。

　　比如说，发动“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就是一个代表。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因为他后来和东条英机对立，所以当时没有定他的罪，我觉得东京审判是不充分的一个审判。东京审判是对历史的一次审判，但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它对战犯的定罪是有欠缺的。东京审判是从美国的角度和观点来开庭的一次审判。从中国或我的观点来看，又是不同的。

　　作为一个参考，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关于那场战争，以前都说是日美战争，或者说是太平洋战争。这样称呼这场战争的话，从1931年或1937年开始的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战争就被遗漏了。美国方面，把1941年珍珠港事件到1945年的日本战败定为一个战争时期。但是从中国的角度，或者从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应该是从1931年或1937开始来划分这个战争时期。而且最大的战场是在中国，中国是被害者。

　　现在在日本，很多人认为那场战争是“亚洲－太平洋战争”，这样的叫法比较多，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研究的一个比较大的成果。

　　美国人认为留下天皇比较好

　　有利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有利于搞好日美关系

　　记者：今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南京大屠杀是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日本一直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声音，最近还有导演要拍《南京真实》，他们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一个谎言。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北冈伸一：这个也是我认为与优秀的历史学家对话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但是少数的右倾人士当中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学家。

　　在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死亡数字，大家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对有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我们都是知道的，很多历史学家都认同这是事实。当然日本有一部分国民认为根本就没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也有那么一部分历史学家也这么认为，但他们在日本国内的影响力是很小的。

　　记者：除了南京大屠杀问题，关于那场战争的责任问题，也是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你怎么看战争责任问题？

　　北冈伸一：我觉得第一个责任重大的人是发动“满洲事变”的石原莞尔，还有日中战争开始时的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引发日中战争的就是这个人，因为他在1945年自杀，所以当年的东京审判没有给他定罪，我觉的他是责任最重大的一个人。

　　记者：有关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你是怎么看的？

　　北冈伸一：说到天皇的责任，我觉得可以从法律上、政治上还有道义上这三方面的责任来谈。我认为，从法律上来讲天皇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明治宪法上规定，天皇应该接受政府和军队决定的事情。

　　明治宪法中，规定了当时的政治框架：最上面的是天皇，下面是内阁和日本军部，内阁和军部可以合起来向天皇提出一些建议。天皇收到内阁、军部的建议时是不能说不的。像战争这样重大的事情，天皇也不能说不，他只能让内阁和军部再考虑一下。接下来，如果内阁和日本军部再一次结合起来向天皇提同样的建议的话，天皇就只能接受。这是当时日本的宪法所规定的。

　　昭和天皇当时只有两次是自己做主的。一次是在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2·26政变”，此次政变中，政府因总理大臣被杀而不存在了，因建议机构(政府)消失，天皇就亲自发令平定这个政变。另外一次是在1945年8月，在内阁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他宣布日本投降。

　　单纯说责任这个词范围太广了。从日本国内的法律上来讲，天皇可能是没有责任的，但道义和政治上不能说是没有责任的。对外来讲，战争是以天皇的名义来发起的，所以他是很有责任的。追究最高领导者的责任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在1945年到1947年当中，人们也在考虑怎么处理天皇，才能使日本有比较好的和平发展。有一部分人认为天皇应该退位，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天皇应该保留，引导国民来处理战争后的日本问题。美国方面认为留下天皇比较好，有利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有利于搞好日美关系，所以就把天皇留下了。

　　记者：我去靖国神社看过，我留意到靖国神社的史观是，导致日本卷入战争的原因主要是美国的压迫，你同意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当初进军中国是为了解放殖民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观点在日本有多普遍？

　　北冈伸一：我反对这样的观点。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第一个问题，他们说美国压迫日本，导致日本卷入战争，但是我觉得美国对日本施加的并非不正当的压迫，因为当时日本也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他们确实认为当时日本是为了解放亚洲的殖民地而进行战争的，但是我觉得进行战争的比较重要的中心考虑不是这个。

　　记者：那你觉得日本对中国的那场战争是侵略么？

　　北冈伸一：简单地讲，我还是认为那最终是侵略。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比较难的，讲“侵略”这个词，是比较复杂的，我简单说明一下。日本当初发动战争，不是为了侵略而侵略。当时日本的很多人认为，日本是为了要自卫而发动这场战争，那一群人认为想自卫，就要把中国的资源据为己有。因为中国有资源，他们为了占领中国的资源，所以，简单地来说，我觉得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最终还是侵略。

　　当时棘手的事情是，日本的陆军准备和苏联打仗，海军又准备跟美国打仗，当然两边都要打，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日本的政府有整体性的比较合理的判断的话，我觉得这一场战争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我觉得近卫文麿的战争责任是最重大的。

　　记者：你怎么看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把“侵略”改成“进出”这一事实？

　　北冈伸一：这个是比较难的话题，因为“进出”这个词在中国是没有的。是么？

　　记者：有，但是一个中性的词语。完全不带侵略的意味。

　　北冈伸一：日本的“进出”，可以说是指“膨胀”或者“扩张”。日本的“进出”不是指具体的“进来”或者“出去”，而是指向前进。此前在日中共同历史研究会议上，我们也谈过“进出”问题，当时中国的专家说中国没有别的意义上的“进出”的说法，所以比较难回答。

　　记者：你说日本就战争问题对中国的谢罪，主要是指前首相村山富市对中国的谢罪么？

　　北冈伸一：通常两国战争结束之后，先是改订国境线，其次是给予(战胜国)赔偿金，再次是对战争责任者进行处罚。日中战争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日本在战争方面的谢罪，从田中首相开始，谢罪已经很多次了。对发起战争的谢罪已经有三十几次了。所以日本的右翼认为，都谢罪那么多次了，中方(还没完没了)比较过分。2004年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一个会议上，时任首相的小泉也对中国表示了谢罪。

　　记者：一般认为，日本对二战的反省，比德国差很远。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菊与刀》称，日本是耻文化，德国是罪文化。你对这个是不认同的？

　　北冈伸一：这个问题，也是我想在日中共同历史研究会议中明确的一个问题。当时，德国只是对针对犹太人的屠杀问题做了一个谢罪，而并不是因为整个战争而谢罪。

　　记者：日本一方面在道歉，另一方面各种否认的声音也很强大，不断地冒出来。这也是和德国不同的一个地方吧？

　　北冈伸一：德国也有很多啊。

　　日本的立场比较靠近学术

　　即使有自己不愿看到、不喜欢的研究结果，也要客观地做出

　　记者：在你看来，中日两国学者进行共同历史研究，最大难题是什么？

　　北冈伸一：这个要等共同历史研究进行完之后，才会知道答案。

　　记者：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会达成多大程度的共识？

　　北冈伸一：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的报告书，分为两卷。第一卷是近代以前部分，第二卷是近现代部分。第二卷又分为三个部分：从鸦片战争到“满洲事变”的时期(1840年－1931年)；从“满洲事变”到战争结束期间(1931年－1945年)；战后时期(1945年至今)。

　　在近现代历史的共同研究中，大概是以时间顺序来确定先后顺序。比如说，从鸦片战争到“满洲事变”这一部分，将按时间发生先后分为如下三个部分：从鸦片战争到日清战争，从日清战争到辛亥革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30年代初。

　　在各个章节中，都是由日中两国的历史学家各自执笔写论文，两国专家会互相批判、讨论，再修改。他们会互相吸取对方的意见，如果有共识最好；如果有分歧，就在论文后附带一个讨论概要的记录。日中两国的历史学家，对同一个话题，站在各自的立场分别书写自己的论文，也就是，双方的论文要保证是在讲同一个话题。如果之前有一些错误的认识的话，通过互相讨论，会缩小一些历史的误会。因为实质性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做，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成果。现在只是努力要把这个做好。

　　记者：你觉得中日两国的历史分歧，更多的是学术分歧，还是政治立场的分歧？

　　北冈伸一：我觉得，日本的立场比较靠近学术。当然日本历史学家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整体上，我觉得比较靠近学术方面。我想中方有学术分歧，但是可能政治立场导致的分歧也有。日本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学术独立的国家，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他的立场应该是：即使有自己不愿意看到的、不喜欢的研究结果，也要客观地做出。我觉得，(共同历史研究中)日方学者对学问基本都是持这一种态度，都是比较不错的学者。中国可能也是这样比较优秀吧，但因为接触的时间很短，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记者：在你看来，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你对此乐观么？

　　北冈伸一：我想不是很乐观，不过比我刚开始接受这个工作时感觉乐观一些了。因为我们这样的研究结果，能不能被接受，日中两国的国民间的那种气氛也是很重要的。去年10月份开始，日中关系往好的方面发展，如果两国关系能这样一直持续着往友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对我们的工作是很有好处的。如果两国关系变坏了的话，我们的研究就不会太顺利。

　　记者：也就是说，两国间的政治气氛，会对共同历史研究的效果产生很大影响？

　　北冈伸一：不光是日本政府，可能中方政府那方面的态度，也会影响到研究效果。不只是政府间的关系问题，民间舆论也起作用。我认为如果日中两国关系整体上持续友好发展的话，对共同历史研究会有良好的影响，研究出来的报告书也会影响到两国的友好发展。

　　采写／摄影　本报特派东京记者　韩福东

　　深度邮箱：shenduduzhe＠126.com

　　图：

　　北冈伸一靖国神社游就馆内的展示，宣称“伪满洲国”的创立是“新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