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新城市化转折

　　《瞭望》文章：新城市化转折

　　一个可能持续几十年的，以人口城市化为主要特点的新城市化时代，序幕悄然拉开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章苒 季明

　　与往年不同，今年长三角的民工荒，从技术工人蔓延到普通工人。

　　《瞭望》新闻周刊近期调研发现，“挑肥拣瘦”，是当地劳动力市场不少官员对民工求职心态的描述。不过短短几年，中国已经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向“有限过剩”。

　　农民工，这个长期在城乡之间的流动群体，在劳动力逐渐短缺的新背景下，正在叩开城市大门。他们将越来越多地常驻城市，从农民变身为工人，从农村居民变身为城市居民。

　　更为潜在的压力是，他们、尤其是二代农民工，对城市提出了新的要求：工资、教育、养老、住房以及精神需求。

　　有专家称，中国进入了新城市化时代。

　　“普工荒”蔓延

　　元宵节过后第一周，有54万名外来民工进入浙江全省的劳动力市场，但是登记求职的只有19万人。

　　浙江省劳动就业服务局副局长曹建国说，今年外来民工就业呈现出明显的观望态势，

　　而在珠三角，劳动部门近期的调查表明，当地59%的企业存在普通用工岗位招不到人的情况。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2007年春节后，全国各地劳动力市场用工难现象十分突出，而与此前不同的新特点，是除了技工荒这个老问题以外，今年各地普遍出现了普通工人紧缺。

　　2006年，众多民间调查机构对全国各个制造业中心曾进行过比较，结论是长三角地区是最能留得住农民工的地方。

　　但是本刊记者走访了江、浙、沪多个城市后发现，在长三角这个外来民工优先选择的劳动力资源谷地，企业用工难现象也十分严峻。今年3月5日到12日，也就是民工回城潮开始的第二周，浙江全省劳动力市场需求岗位数是50万人，进场求职的农民工是54万人，但是真正“配对”成功的只有18万人，求人倍率高达2.57:1。而去年同期的求人倍率是2:1。在苏州、南通、南京、宁波、绍兴等地，平均求人倍率也基本保持在1.5:1到2.5:1之间。

　　与此前的“技工荒”不同的是，求人倍率居前列的岗位中，一半以上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种：缝纫工、服务员、营销员、保安、储运人员、针织印染工等。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也显示，目前企业招工难的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如服装加工业、住宿餐饮业等，这些行业劳动强度大，对职业技能有一定要求但门槛较低。

　　“有限过剩”时代到来

　　各地劳动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长三角劳动力供求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过剩”。劳动力买方市场格局已经打破，制造业多年来享有的廉价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慢慢消失。

　　2006年第四季度，浙江省对59个市县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的统计显示，进入市场求职的劳动者共82.38万人，而用人单位通过市场提供的岗位有137.84万个，岗位数大于求职人数，求人倍率约为1.67。与2005年同期相比，求人倍率上升0.28，江苏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06年南通市求人倍率达到1.48，而2001年仅为0.83。劳动力资源供不应求的局面在长三角各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

　　人力资源专家分析，长三角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转变的首要原因在于需求方，近年来这一区域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制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使得用工需求量在三年内几乎翻了一番。以南通为例，2003年登记招聘岗位13.2万个，到2006年增长到26.6万个。

　　同时，长三角劳动力供应总量虽有上升，但升幅远不及需求的增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外来农民工流入数量的相对稳定。

　　根据上海市劳动部门调查，目前全市400万外来务工人员中有70%都是连续几年来上海打工，他们中大多数都已在上海拥有固定居所，只有30%的民工属于流动打工人员，目前每年上海新增外来劳动力的数量已放缓到30万人。

　　上海社科院人口经济所所长周海旺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出生率自1975年起出现转折，目前30岁以下的劳动力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再加上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加大了劳动力需求，预计未来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增量将“由正转负”。

　　农民工的新要求

　　农民工是最先感受到这种变化的群体。因此，各地劳动部门的普遍感觉是，随着外来民工维权意识加强，他们对用工单位也开始“挑肥拣瘦”。

　　他们不仅关心工资水平，而且对各种保险、子女就学甚至休假时间都提出了要求；与此相呼应的是，各地的开发区招商过程中不是比谁的税收更优惠，而是比谁能保证招工。曹建国说，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长三角地区各地劳动部门从今年一季度劳动供求情况分析，目前农民工偏好的工作是：

　　规模较大、名气较响、用工规范的企业。苏州工业园区内都是上规模的大型企业，社保覆盖面比较广，这些企业很少为招工难犯愁；宁波一些工业区专门为外来民工盖了公寓，生活设施比较到位，他们也很少遇到招工难的问题。

　　上海台资协会副会长、华王集团董事长陈庐一说，目前尚未听说长三角一带的台资企业今年在招工方面遭遇新的困难，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即缺少富有经验的技术工人，但这并不是新出现的问题。华王集团现有800多名员工，一半以上都来自外地，但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稳定，企业也随着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变化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近五年来平均上调30%左右，员工都比较满意。

　　正常工时，没有或者少污染的行业。纺织企业一直以来是计件工资，八小时以外加班时间的劳动报酬得不到合理体现，现在女性外来务工人员一听说要加班一般都不作考虑。另外随着劳动者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他们对高污染影响健康的行业也不愿意去。

　　有职业发展前景的岗位。服务业中餐厅服务员的求人倍率一直居高不下，就是因为服务员劳动强度大、待遇低、社会地位低、职业前景不佳，难以吸引80后这一代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动机除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寻找发展空间，企业的发展预期对于他们也是很重要的流动选择参数。

　　南通市劳动就业处处长沈建云说，每年过完年都是农民工的“大洗牌”、“大流转”，农民工回老家互相交流信息以后，过完年重新择业。珠三角的工资比长三角低、被管理人员殴打、被搜查的事情比较多，珠三角的工人今年明显往长三角流动，小企业的工人往管理规范的大企业流动，那些招工难叫得凶的企业，往往是用工管理不规范的中小企业。

　　部分行业出现“普工荒”，是进城农民工由壮大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处处长赵建德认为，过去农民工愿意从事城市里所有“苦、脏、累、差”的工作，但随着部分农民工开始固定在城市中居住，他们的维权意识和公平意识也在逐渐上升，越来越要求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要求寻找性价比更好的工作。因此当他们对某一行业待遇不满时，往往会“以脚投票”，选择集体性的退出。

　　民工流向预示社会大势

　　有关分析指出，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大于新增岗位数，从长远来看劳动力供求总体上还是平稳的。目前的部分企业用工难，是市场对以往多年积累下的企业用工不和谐作出的正常反应，但也预示着，政府和企业努力提高农民工技能，将农民工留在城市，将成为大趋势。

　　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业前景不被看好。

　　据了解，现在企业与求职者之间分歧最大的就是缝纫工。在南京安德门劳动力市场，安徽人毛利平说：“制衣厂99%都要加班，一天工作10～12个小时，这么苦的活，要么工资高一点，要么时间短一点，那才招得到人。”

　　但是本刊记者在一些制衣厂了解到，服装出口利润本来就很薄，加之人民币升值、贸易壁垒、同业竞争等因素，企业不可能上调工资水平。沈建云认为，这类企业本来就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提倡升级、转型的企业，或者提高产品附加值，或者将生产基地移到中西部地区才是出路所在。

　　其次，帮助农民工留在城市的对策将有利于长远发展。每年春节一过，劳动力市场就要大洗牌，劳动部门和企业都要腾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应付招工问题，与此同时，每年上亿人口的春运流动已经对社会造成很大压力，主要原因仍然是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次数过于频繁所致。

　　沈建云建议，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公平的入学条件、提供民工公寓、购买社会保险、企业提供相应的培训计划和升职空间都有助于劳动力的稳定。政府在里面也要起到引导作用，据了解，南通启东县的做法是政府对留得住人的企业进行现金奖励，员工如果能在企业干满一年，政府就给予补贴。

　　最后，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正慢慢消失，培育、厚植劳动力资本，是企业的必然选择。新的格局下，政府和企业需要研究的是如何让劳动力像资本一样保值增值。

　　杭州外来劳动力市场一位四川民工提出的要求是保证业余时间，这位民工说：“我要保证有教育儿子的时间。”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是“无限度开发”，不仅忽视了外来务工者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关注到他们除了赚钱，还想为自己或下一代寻求发展空间。因此，为农民工长远利益着想的政策，将成为民工与企业的“双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