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

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二、破茧而出的人

　　陈春先开创的历史，始于1980年10月25日。这一天，他创办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组织———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很难说它是一个企业，因为它在当时既无工商注册，也无法人代表，甚至连他的上级也被蒙在鼓里。纪世瀛说它是“偷偷成立的”，这并非故作神秘。因为当时他们如果报告上级，可以肯定不会获得批准。创业的动议最初只在三人之间商讨，性质类似于密谋。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情节，是整件事情完全在中关村88号楼酝酿而成。

　　这座建筑因为住着众多成就非凡的科学家而在当日中国享有盛名，其中包括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纪世瀛一家人住在一层最东头的房间，门牌“103”。那是一个以“振兴中华”号令全国的年代。记者们频繁出入此楼，把这群科学家弄到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去张扬，当作为国奉献的榜样。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楼房里正在进行一项对抗国家体制的计划。

　　密谋者的队伍渐渐扩大，到1980年秋天已有10人。为首者陈春先是物理所一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里最年轻的研究员，他还是中国有机半导体和原子能受控热核聚变研究领域的领先人物。此外还有纪世瀛，自诩为“严济慈的关门弟子”，如果这话有些夸张，那么他的“第一批参加原子弹设计的大学生中的一个”，以及“中国科学院里最年轻的工程师”，则是真的。那年他38岁，喜欢张扬，花样百出，夸夸其谈，而且还将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偏执和疾恶如仇。有崔文栋，他是物理所高压电气技师；有曹永仙，力学研究所工程师；有陈首，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顺，电子研究所工程师；罗承沐，清华大学讲师；刘春城，物理研究所技师；潘英，物理所会计；还有汪诗金，他是北京等离子体协会秘书长，也是这支队伍中唯一不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人。

　　这天晚上，10个人相聚在物理所，宣告成立“服务部”。

　　因为是个周末，院子里空无一人，没有张灯结彩，没有鲜花，没有贺词，没有鞭炮齐鸣，甚至连个公司的牌子也没有。

　　他们经过办公楼，再绕到核聚变实验楼的东北角上。这里有个小屋子，木板结构，铁门，原本是个堆放废旧实验物资的库房，现在经过一番打扫，就成了“服务部”的第一个办公地点。

　　根据学者们后来的考证，这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当时的一切都像是美国硅谷学生创业故事的翻版：几个文化人，举债500元，还有一间旧仓库。仓库的窗户挂着一块蔚蓝色的塑料布，权作窗帘。从外面看去分外显眼，所以被他们叫做“蓝色小屋”。

　　多年以后，“服务部”早已不复存在，陈春先已不在人世，“蓝色小屋”也在中关村的大规模拆建中被夷为平地，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只有纪世瀛仍旧对它一往情深。就在小屋将被拆除的那一时刻，他跑去为它留下照片。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91年2月5日。“没想到它会成为历史”，他逢人就说。遇到喜欢听他说话的人，他就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个“历史”。

　　所谓“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其实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多年以后中关村声誉鹊起，每年一度在白颐路举行盛大“庆典”，成为惯例。在那些情绪激昂、如痴如狂的日子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人流如织，熙熙攘攘，他们是来自全国的官员、学生、工程师、经销商、消费者和媒体记者。大街小巷彩旗招展，巨大的条幅横跨在马路上方，上面写的是，“中关村———伴您进入信息时代”。因此中关村不仅被描绘成一个电脑乐园，而且还是一个把整个国家引向新世界的开拓者。陈春先的别出心裁是中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这一点暗示对中关村不是没有影响的。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从1978年冬天到1980年冬天，真是天翻地覆。当他们希望每周“七天七夜搞科研”的时候，邓小平为他们申辩道：“为什么不可以？”今天的年轻人听了这些话，难免噗哧一下笑出声来。他们会说：“这不是废话嘛！用得着说吗？”不过，他们的父辈在当日可是一点也没有笑，很多人甚至还当场哭起来。为了这些根本用不着说的道理，

　　这些人付出了多少代价啊！所以，邓小平的一番话他们听了激动不已，掌声雷动。

　　被精神和物质双重束缚的亿万人民里，必须有一个人破茧而出。但是，在1980年的冬天破茧而出的人，之所以是陈春先而不是别人，自有其特别的理由。从大历史的立场来观察，陈春先只不过是秉承中关村的自由主义传统。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所依据的新思想并不属于他的创造，但他却是第一个试图在中国把这些思想变成现实的人。

　　像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的精神带着时代烙印。但是除了历史之外，陈春先50年代早期到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核物理。1958年毕业后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成为中国原子能技术队伍中的一员。鉴于工作出色，他被科学院从助理研究员直接提拔为研究员，这是一项罕有的殊荣，和他一同被提拔的还有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他因为自己的晋升感到安慰，另一方面却由于更大的雄心无法实现而感到沮丧。他的核聚变试验项目因为国家财力不济半途而废，前程渺茫。这是那时中国大多数科学家面临的局面。

　　科学院里的那些同事不是太老实，就是没运气，没有在自己的激情尚未泯灭之时注意到世界的变化。而陈春先的幸运在于，他成为当时有机会观察西方的少数中国人中的一个。

　　1979年陈春先访问美国。他穿了一身特意为这次访问购置的西服，越过浩瀚的太平洋，进入这个在中国人眼中荒淫腐朽的国度。这是他在一年中第二次访问美国，身份是民间访问者。当时他不可能知道，这是一趟改变自己毕生命运的旅行。他有机会访问波士顿附近的“128号公路”，还有加利福尼亚的“硅谷”。

　　这位中国科学家从美国的东海岸跑到西海岸，从一个城市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根据他的好友王缉志的回忆，他“交了很多朋友”。他眼界大开，看来美国人不是在向中国人展示他们的技术，而是要使中国人了解他们的“把技术迅速变成产品线”的能力。陈春先后来回忆说，他在“128号公路”很自然地联想到北京的二环路。公路两侧的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让他震撼。那里的科学家对他谈了许多动人的技术创业史，包括住在波士顿郊区的王安。后者是当时世界计算机领域里公认的成功企业家。陈甚至有机会走进其中的一家专做超导磁体的小公司，去验证他听到的故事，结果惊讶地发现，公司负责人汤姆克原是波士顿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我们有技术有想法，另外一些人有钱，”昔日的教授而今天的经理对他说，“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先进产品。”

　　这成为他的美国之行的一个高潮，但是还有更大高潮在后面。在硅谷，他完全被那些由教授和学生创办的小公司给迷住了。（2） 作者：凌志军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