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中，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和欺世盗名的无耻宵小。

　　三、陈春先与管惟炎起纷争

　　陈春先后来说：“这是很有启发性和激动人心的参观。”他一直在试图理解“为何美国核聚变实验的效率那样高、周期那么短？”此前，他以为美国人的“实验技术先进，制造设备的工厂水平高。”但现在，他开始理解所谓“技术扩散区”的概念，这是他新结识的美国朋友一路上喋喋不休的话题。他终于明白，真正的关键还在于一个“把工厂、学校、研究所密切联系起来”的体制。他把这些思想的启示根植在心里，带回国内。假如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后来他就不会遭受那么多大悲大喜。历史之所以能够继续前行，还因为恰好在这时发生了另外一个偶然事件。

　　1980年秋天，陈春先在新成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上被选为理事长。这样，陈便有了一个走出科学院高墙深院的机会，把他获得的新思想付诸实行。他开始在同行中叙述自己在美国看到的一切：128公路、硅谷、技术扩散区、惠普、苹果、王安、乔布斯、汤姆克教授。同事们全都没有去过美国，所以很容易地被他的故事吸引了。

　　于是，北京市科协召开会议，让他做个“访美报告”，时在1980年10月23日下午。会议主持者给他的头衔是“教授”，而他的报告题目更是大有深意———《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这篇讲话后来成为中关村科技园数百吨档案中的第一个文件，也是这个国家第一次响起一种不同以往的声音，这声音后来被人们叫做“硅谷精神”。

　　“我看到了美国尖端科学发展很快。美国高速度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我感兴趣的是，那里已经形成几百亿元产值的新兴工业。相比之下我们在中关村工作了20多年，这里的人才密度绝不比旧金山和波士顿地区低，素质也并不差，我总觉得有很大的潜力没有挖出来。我过去搞过激光，开始差距不大，后来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自己用的激光器，还得拿外汇去进口，实在觉得不是滋味。”讲了这些之后，陈春先宣布他的计划：成立“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都把这一天当做公司的诞生日。但实际上，他们的申请报告在会议结束后才形成，此后两个月，陈春先到北京市科协讨来“批准文件”，到公安局刻了一个圆形公章，到银行去开立一个账户，这才让“服务部”运转起来。当时他手上只有开办经费200元。他们在偷偷摸摸的气氛中持续了一年。没有正式员工，也没有任何产权制度和薪酬制度，甚至连标准的作息时间也没有。所有参与者其实更像志愿者，因为每个人都是在晚上或者周末才来上班。大家坐在一

　　起，为那些外行人的咨询提供答案，酌情收取服务费用。

　　1981年结束时，他们已经完成27项服务合同中的一半。依靠自己的智慧和顾客的无知，陈春先和他的伙伴在第一年里捞到一笔———3万元。除去水电和房租以外，还有剩余。于是他们开始给自己发放奖金———每人15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对更多的人产生刺激。

　　他们周围总有那么一些人，爱往蓝色小屋那里跑。这些人在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全都萎靡不振，可是一走进那个破房子就个个器宇轩昂。小屋的秘密逐渐泄露出来，它在一部分人中造成离心离德的气氛，而在另外一部分人中引起愤怒。那里发生的事情和国家科研计划全不相干，所以有人称之为“不务正业”，有人说他们是“科技二道贩子”，有人进而怀疑这些人在利用国家资源牟取私利。由于“服务部”的所有员工全都在科学院拥有一份正式工作，并且享有政府发给的工资和奖金，而陈春先作为研究室主任，还能掌握国家的研究经费，所以攻击者看上去并非无中生有。到了1982年1月，对陈春先不利的舆论已相当强大，进而演变为一场公开的争论。

　　争论产生于陈春先和管惟炎之间的实质性分歧。管惟炎比陈春先年长6岁，两人的经历、专长与成就如出一辙。前者是低温物理学家，后者是理论物理学家；前者在超导物理领域有着重大贡献，后者则在受控热核聚变的基础研究中成就卓越。当陈春先在1957年进入苏联莫斯科大学的时候，管惟炎也是这个大学的学生，不过，他很快就因论文的独创性而提前毕业。这样看来，无论是政治资历还是专业资历，管惟炎都在陈春先之上。

　　但是陈春先很快进入事业高峰。他领导的小组建成了中国第一台“托卡马克装置CT—6”。这一成果在1978年3月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被评为一等奖。这时的陈春先看上去并不比他的那位上级逊色。他能成为当时科学院里最年轻的研究员，也是一个佐证。但是，根据一位中关村历史的研究者徐文华的叙述，随后发生的事情对陈春先来说是一个打击。在中国科学院1980年举行的一次新院士的选拔中，管惟炎成为院士，当初和陈春先一同提拔为研究员的另外两个年轻人，陈景润和何作庥，也都成了院士，陈春先却被抛开。在徐文华看来，这件事“非常微妙”地影响了陈春先的心理，甚至成为他另谋出路的重要原因。

　　这一情节很可能导致陈春先和管惟炎的不和，因为当时就有谣言说，陈的不能入选院士，与这位所长不无关联。也许陈春先也是这样想的，或者只是应了“文人相轻”的古老传统，陈春先和他的这位上司从此不能和睦，乃至在举办“服务部”的过程感到处处掣肘。这些事情虽然属于细枝末节，但却在日后陈春先与管惟炎的冲突中发生着无形而又重要的作用。

　　“道德”甚或“主义”的旗帜之下隐藏着个人的情感和动机，这在我们国家广泛存在。陈春先与管惟炎的纷争并非第一例，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例。在1982年1月物理所的一次会议上，双方发生第一次正面冲突。事情是由管惟炎挑起来的。他说陈春先“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他的证据是研究所已经“没有人搞科研了”，因为“搞服务的人有津贴，搞课题的人没津贴”。陈春先为自己申辩：“大家只是在业余时间出去工作。”而管惟炎却不为所动。他认定，科研人员的知识和成果都是多年积累，即使业余时间，仍然属于“公私不分的一笔账”。他越说越怒，语言也更带攻击性。他指责陈春先“搞乱人的思想，搞乱科研秩序”。根据一位在场者的记录，这时候陈春先终于不能克制。他站起来，“挥动那短小而有力的手臂”，反唇相讥：“我看不是搞乱了科研秩序，而是正在建立新的科研秩序”。管惟炎毫不容情地把争论升级。他指控陈春先从未向他报告自己的财务收支，其账目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场争论的最令人回味之处是，双方都不否认硅谷精神应当成为中关村的榜样。焦点在于，由政府支付工资的国家科研人员，是否可以在工作时间之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是否可以在与政府发生利益关联的同时，另立一本属于自己的账目？是否可以在工资之外取得劳动报酬？这些问题的结论如今已是不言而喻。但是在当时，管惟炎很容易地占了上风，进而要求检查陈的账目。（3）作者：凌志军 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