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的品性

　　读罢苏安民同志的杂文集《感言集》，受教之余，也有一些感言。首先，这本书使我对杂文的概念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什么是杂文？瞿秋白说杂文是“社会论文”，叶圣陶说杂文是“文学的散文”，夏衍把杂文称为“战斗的文艺作品”，鲁迅将杂文称作“匕首”、“投枪”。

我过去写过一本《杂文写作琐谈》，也认为杂文是“战斗性文体”。《辞海》解释说杂文是“文艺性论文”。应当说，这些说法侧重点不同，但都没有错，所说的也都是杂文的本质所在。但时移势易，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杂文也会随之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现在许多报刊上都出现了一个叫“时评”的新品种，这个“时评”，便可看作新形态的杂文。安民同志收入这个集子的文章，大约介乎时评和传统意义的杂文之间，应当说这也是杂文的一种样式。这就告诉我们，杂文的写法本身也是很“杂”的，完全不必拘于一格。时代在前进，杂文也在发展，杂文的百花园中必将呈现万紫千红、争奇斗艳的繁荣景象。

　　安民同志杂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实用性。安民同志身处武警部队工作的一线，对部队情况熟，对战士了解多，工作性质决定了他的杂文常能立足于全局，关注部队的实际问题，针对问题追根溯源，条分缕析，于推心置腹、娓娓而谈中向读者指陈是非，晓以道义，从而提高他的读者（主要是部队指战员）的分辨能力和是非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帮助他们实现思想境界的升华。这样，杂文在安民同志手里就成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工具，成了帮助他搞好本职工作的加速器。从《感言集》的篇目里我们看到，部队工作成了他杂文议论说理的主体，被他的杂文一一触及。比如，从新兵入伍，到老兵退伍；从政治学习，到军事训练；从纪律建设，到作风养成；从下基层，到抓典型；从调查研究，到工作总结；从读书，到做人，甚至年来节到、省亲探家这类的部队日常生活问题，他都写出了极具针对性的杂文。可以说，通读了这些杂文，对部队工作的方方面面及其容易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认识、如何应对的道理和方法，就会有一个大体的认识和了解。像《站直了，别趴下》、《战友惜别赠啥好》、《拿笔杆与做领导》、《不要“吓”基层》、《怎么过年》等，都是有的放矢、适时对症的。我说安民同志杂文的实用性强，道理就在这里。

　　安民同志杂文的又一特点是说理平实，不尚空谈，更无哗众取宠之弊。他总是从一点入手，以小见大，向读者讲述具体实在、真切管用的小道理。比如，《应该向车胤学什么》一文，他以曹京不学贫穷的车胤囊萤读书的刻苦学习精神，却生硬模仿，放着大白天不读书，到处找萤火虫准备“囊萤”读书的滑稽举动，告诫人们学先进不要舍本逐末只学形式，而要学其精神实质。又如《都想撒种谁拉犁》，用撒种拉犁缺一不可，说服面临工作分配的新兵，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行行出状元。像这样的说理论证，在安民同志的杂文中，可谓俯拾皆是。鲁迅先生在论及小品文（杂文）时说：“讲小道理，或没道理，而又不是长篇的，才可谓之小品。”观乎安民同志的杂文，可谓得先生真传矣。

　　安民同志杂文的再一特点是长于用典。典故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用典可以使短小的杂文显得丰厚耐读而又多了些文化蕴涵。安民同志用典是比较自觉而且总是恰到好处的。比如，他讲如何用人，讲了刘邦、曹操和麦克阿瑟用人的典故；他讲文风要短，讲了朱元璋因文牍冗长打茹太素的典故；讲调查研究，他讲了郦道元、苏东坡调查石钟山的典故，等等。他的许多杂文都是借典故生发议论挥洒成篇的，在形象地议论说理的同时，传播了传统文化，给人以知识的滋润。作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面向基层、面向连队的杂文作者，这样的创作思路是值得肯定的。能在百忙中写出这么多有一定质量的杂文，亦实属难能可贵。

　　安民同志长期从事基层工作，又是一个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杂文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杂文还有提高和发展的空间，我们期待着他在今后写出更多更好的杂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