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的衰落和信息公开条例

　　因为法制日报4月23日的一篇报道，中国式标语问题一夜之间成评论热点。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中国曾经是标语口号的海洋。如今农村旧房的墙壁上还残留着少量那个时代的标语。

　　这些标语即使杀气腾腾，也不再让人感到恐怖，因为它已经由政治运动的武器变成了历史的化石。

　　从文革结束以来，标语在中国已经逐步衰落了。挂在树上、刷在墙上的标语虽然仍有潜移默化之功，却已失雷霆万钧之势，战斗力至少减半。

　　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和市场的逐步壮大，标语又受到日益强大的私有产权和商业广告的挤压，其用武之地最多也就原来的三分之一。

　　1994年暑假，我回老家抄录了一个县级市市区所有的标语，共计399条。在399条标语中，计划生育标语高达102条，催粮催款的名列第二，共39条。当地群众把政府的工作概括为“抓计生，保乌纱；抓财税，保饭吃”。如今催粮不再，催款也不那么大张旗鼓了，计生手段也正逐步向超生罚款（征收社会抚养费）转变。可以预料，中国式标语由于其惯性仍将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但基本上已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顶多也就有点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观念。

　　对标语中的语言暴力，其实是不必苛责的。譬如“一人超生，全村结扎”，如果描述的还是活生生的现实，则更应该谴责的显然是行为而不是描述这种行为的标语。如果这种行为已成历史，则作为历史记录的标语已成为无害而有价值的历史文物。批评政府工作刷标语是一种懒政或浪费百姓财力，也太过肤浅。

　　对标语的反思，必须进一步诘问：是谁在中国刷标语？标语刷在什么地方？刷的是什么内容的标语？

　　在中国刷标语的，主要是政府部门或准政府机构。而在西方法治国家，标语口号通常是弱势群体和非主流观点实现表达自由的工具。强势群体或主流观点有现代传媒可资利用，大可不必再去挤占弱势群体和非主流观点的表达空间。无论从宣传效率（一条标语有多少人看到？一个电视频道有多少人看？）的角度看，还是从挤占弱势群体表达空间的角度看，政府部门都不应该使用刷标语这样的宣传手段。

　　中国式标语，大量地刷在马路上、电线杆上和农民私有住房的墙上。前者既影响市容又威胁交通安全（如果人们不看则没有意义），后者严重侵犯私有财产权利。而且一条标语在同一个地方让人看上一百遍、一千遍有必要吗？难道中国人的记忆力低于全人类远甚？而在西方法治国家，标语口号几乎都是临时性的，常见于集会游行的场合。

　　对中国式标语的内容，零碎的批评很多，但未见有定量分析。

　　本人1994年抄录了很多条标语，分类统计后发现完全没有反腐败的标语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标语，没有宣传公民权利和政府义务的标语，所有的标语都在宣传政府的政策和公民的义务。显然，当地政府那时只希望公民被动地配合政府部门的各项工作，而不希望公民主动地参与政务或监督政府。

　　就在标语问题引起热评之时，4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自明年5月1日起施行。是政府信息公开还是刷标语，这决不仅仅是一个宣传方式的改变，它涉及到是政府为民众服务还是民众为政府服务的大问题，涉及到是政府单方面监督民众还是民众同时也监督政府的大问题。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各级政府将逐步把标语还给弱势群体和非主流观点，永久性标语也将被临时性标语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