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学者呼吁多关心那些幸存者（专家访谈）

　　张连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为什么雷桂英的去世能引起大家关注？因为作为战争的经历者，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人数会越来越少，对于史学研究来说，也是一大损失。长期以来，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社会对她们的关注也少，史料和证人也非常少。

去年，雷桂英第一次勇敢地站了起来，这是有着特定意义的。作为战争的主要受害城市之一，南京的慰安所数量最多，因此慰安妇的数量也最多。但是现在其他人没有站出来，讲述那段悲惨的故事。我曾经在南京下关区做过一个调查，当年的幸存者谈及那段历史时，都会跳过去。尽管也能理解她们的心情，但是这对研究并不是很有利。媒体应该多宣传，鼓励更多的“雷桂英”站出来，讲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遭遇，更是一个民族的悲惨历史，并且不管对于维护他们权利，还是维护人类正义都有着很大的作用。张生教授（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对于雷桂英去世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由于研究的缘故，我和雷桂英老人接触过多次，从老人身上，你能感觉到战争造成的创伤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不仅仅是那个时段的创伤，更是将创伤持续到以后的岁月。可以说，她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都在以极大的忍受力，承受着战争施加在她们身上的一切。从这个角度说，她们的记忆应该成为人类关于战争记忆的一部分，应该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老人的去世，引出的是对日索赔的话题。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保存她们的记忆，保护住她们索赔权利的时效性。还有，关心幸存者的生活，医疗战争对他们造成的心灵创伤，相对于索赔同样重要。因此，她的去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我们要抓紧时间，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水准。同时，也要像吴先斌那样为多位幸存者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比如请有关部门出头成立基金会，或者与医院合作，对她们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