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女大学生签下“包养协议” 谁在堕落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日，深圳私家侦探郑凡在他的奥一网博客“我在深圳做私人侦探的日子”里发布了一份“包养协议”——广州天河附近某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女大学生郭芳(化名)与私企老板陈铭(化名)签下的为期3年的包养协议。

　　女大学生当“二奶”、被包养，似乎在今天已然掀起不了什么波澜，在屡屡曝光的“丑闻”面前，很多人已经显示出道审丑的疲态。如今女大学生“二奶”，已经成为了一些处于经济或身份强势人群享用的肉体盛宴，抑或是一些普通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其固有的道德缺陷，却在性与谈资的社会娱乐背景下悄然蒸发，甚至于获得一些人观念上的认可。

　　一些女大学生甘愿被包养，固然与大学生本人的素质与认识分不开，但是往更深层次来看，它与大学生群体道德水准的降低、高等教育市场化都有莫大的关系。

　　近些年来，大学生道德水准的降低是个不争的事实。笔者以为道德水准的降低反映在两个方面——对“善”的漠视，对“恶”的纵容。对于善的漠视体现在对于先进文化的麻木，精神世界的空虚，道德信仰的缺失。对于恶的纵容则表现在大学生群体道德标准不断滑落、对物质享乐的崇拜，攀比之风的盛行。纵观校园。这种风气已绝非极个别现象，且有波及扩散的趋势，其恶劣影响在于：从个体意识的残缺扩散为群体意识的错位，进而引发道德观的严重扭曲，使得一些错误的价值观以及非道德的行为披上“合理化”的外衣，在大学生中获得普遍的默认、容忍，甚至赞同。女大学生与老板签保养协议，就是在这种错位价值观下衍生出的怪胎。而最可悲之处，是这种“怪胎”非但没有遭受道德的“围攻”，而且还在大学生中获得了得以生存的道德“土壤”。

　　高等教育市场化也是一个原因。从报道中得知，“郭芳的父亲几年前因病去世，留下母亲与她和两个弟弟相依为命。她上大学的钱还是亲戚给的。”笔者如此援引并无意为女大学生的行为找寻合理的借口，而是希望引起人们反思，高等教育市场化该承担多少责任？高等教育进入“货币时代”，高昂的学费成为接受教育的门槛，使得家庭困难的学生面临巨大的经济和精神压力。当这种压力无法逾越的时候，就可能催使一些意志薄弱的大学生走上歧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高等教育高收费这种“金钱作为准入标准”的意识形态了影响大学生，很多大学生的观念发生偏差，对金钱的追逐甚至超过了对知识的渴求。大学生表现出无法安于校园的浮躁心态，纷纷通过外出兼职获取相应的消费“资本”，而在这种潮流中有些人选择诸如被“包养”的捷径也就不难理解了。

　　女大学生签下包养协议，看似个例，实则有着深层次的背景。我们不禁反思：堕落的难道仅仅是报道中的大学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