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金沙遗址 走近远古成都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金沙遗址博物馆，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园林区和游客接待中心五部分组成，分别陈列着太阳神鸟、金面具、金冠带等1500余件稀世珍宝，银杏、水杉、桢楠等古老树种遍布馆内，伴着悠扬而神秘的祭祀音乐，你仿佛走进古蜀国人的生活场景里。

　　金沙遗址祭祀区遍地是宝，每往下发掘一厘米，都会发现玉器、青铜器等珍贵文物，是中国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好、祭祀器物埋藏最丰富的古代遗存之一。北岸的陈列馆为下沉式，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南高北低。四周幕墙为剔透的玻璃体，反射着太阳的光辉，寓意文明在岁月长河中闪烁着奇异的光彩。馆内还设有与观众互动的节目游戏，大家可以边玩边了解金沙遗址。

　　揭密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地处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距市中心天府广场约5公里。是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出土文物而建设的专题性博物馆。于2007年4月16日正式开馆运行。

　　金沙遗址博物馆是一处建立在金沙遗址原址之上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园林区和游客接待中心五部分组成。建筑总面积37895平方米，绿化面积138143平方米，绿地率达70.7％，栽种有银杏、水杉、桢楠等古老树种，林木繁茂，环境优美。

　　金沙遗址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个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是商代末期至西周时期古蜀国都城的废墟。金沙遗址是世界上同时期出土古代象牙最集中的遗址之一，是中国同时期出土金器、玉器最多的遗址之一。

　　遗迹馆，建筑面积7588平方米，展现的是金沙遗址祭祀场所。金沙遗址祭祀场所是中国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好、祭祀器物埋藏最丰富的古代遗存之一，观众在这里可以感受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频繁和宏大气派，还可近距离实地观看考古发掘的过程。

　　陈列馆，建筑面积16200平方米，共有5个展厅：远古家园、王国剪影、天地不绝、千年绝唱、解读金沙。陈列馆展现的是金沙人的生活、生产及其美轮美奂、造型奇绝、工艺精湛的器物，还有古蜀文明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知识的系统介绍。陈列馆内还设有与观众互动的节目游戏。

　　文物保护中心，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是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的区域。文保中心的附近还建有金沙小剧场，常年举办与金沙文化相关的文化演出活动。

　　园林区内有乌木林和玉石之路等文化景观，观众可以去感受成都平原几千年的环境变迁和古蜀人治玉的艰辛历程。

　　在博物馆主道路的左侧，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纪念雕塑—太阳神鸟广场。2006年8月16日，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12月18日，国家文物局专门在此设立了纪念雕塑。

　　园区内还配备有功能齐全的各种服务设施。

　　金沙遗址博物馆是按照国内一流的水平进行设计、规划、建设的。经过两年多建设，基本达到原设计水准，可以说是国内一流的专题性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主要有四个亮点：（1）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建筑新颖、简洁、大方，与遗址环境浑然一体。（2）遗迹馆主体结构采用大跨度钢结构，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遗址的完整性。观众在遗迹馆可以感受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频繁和宏大气派，还可实地观看考古发掘的过程。（3）展陈形式有很多创新，极力烘托金沙文明的辉煌与神秘。（4）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很多科技手段在国内外博物馆还是第一次使用。

　　金沙遗址博物馆将向您展示一种独特的青铜文明。

　　金沙遗址的前生今世

　　辉煌的金沙文明延续了约600年的时间，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金沙文明的兴起阶段。这一时期，金沙先民是三星堆王国中的一支重要族群，也是一支力量较为强大的族群，但还处于三星堆王国统治之下。

　　第二阶段：金沙文明的繁荣阶段。这一时期，金沙遗址已取代三星堆遗址而成为古蜀王国的统治中心。主要表现在大型宫殿式建筑的发现和金器、铜器、玉器的大量出现。

　　第三阶段：金沙文明的衰落阶段。这一时期，金沙文明走向衰落，前一阶段的金器、铜器、玉器等已很少见到了。

　　金沙文明在农业、渔猎、制陶、石质工具、捶揲金器、铸铜、治玉、房屋建筑、墓葬习俗等很多方面都延续了三星堆文化的传统，可以说，辉煌的金沙文明是在三星堆文明基础之上发展起来。

　　金沙文明在约公元前七世纪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成都商业街大型船棺墓葬为代表的战国时期文化。

　　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第五展厅，就是向您述说金沙文明兴起、辉煌、消失之谜。

　　是古蜀王都吗

　　金沙遗址既没有三星堆遗址那样的宽大城墙，也没有发现大型王陵，它曾经是一处古蜀王都吗？

　　金沙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远远超过了一般遗址或村落的规模，是一处大型遗址，时间约公元前1200—公元前600年。发现了大型宫殿式建筑、大型滨河祭祀场所、大型墓地等，出土了6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等，还出土了数百根象牙。金沙遗址不论是遗址的规模，还是发现的重要遗迹，抑或是出土的文物等级，都达到了一个王都的水平。

　　在金沙遗址西北和东南面还分布着十余处同时期的中小型遗址，绵延20余公里；在金沙遗址东北面的羊子山还有一同时期的三层祭祀土台。金沙遗址就是这群商周遗址的中心遗址，是古蜀国继广汉三星堆后的第二个都邑，它是成都城市史的开端。有祭祀场所、宫殿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

　　金沙王国的势力范围广阔，东达鄂西地区，北至陕南地区。东面通过长江三峡与长江中游地区相联系，北面还越过秦岭与周王朝发生接触，尤其与宝鸡鱼国墓地的关系最为密切。

　　金沙王国可能是史书记载中的杜宇王朝。《华阳国志·蜀志》载杜宇时期的疆域：“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嵋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

　　崇尚黄金的金沙先民

　　在商周时期，古蜀国的金器数量众多，与其他地区的商周时期文明相比较，显得尤为独特。金沙遗址出土金器的数量与种类都是中国同时期发现之最。金沙遗址已出土200余件金器及大量金箔残片。金器以金箔和金片为主，有金杖、金面罩、金面具、金冠带、金带、太阳神鸟金饰、盒形器、喇叭形器、四叉形器、圆形饰、蛙形饰、虎形饰、鱼形饰等。金器加工方法先是热锻成形，然后采用锤揲和镂刻工艺制成较薄的金箔或金片，有选择地对个别金器表面进行抛光处理，最后用铆接和粘贴等方法将其固定在其它器物的表面。

　　通过对金器的化学成份分析，金器为自然金加工而成。早期的采金技术，一般都是“沙里淘金”——砂金。地质调查证实，在四川盆地西、北周缘的大江大河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往往都是砂金富集的地方，

　　金沙遗址的金器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金器的数量多，形制丰富，多达几十种；其次，这些金器基本上都是器物上的附件；再次，金面具等人物形象的金器在中国相当罕见；最后，金器的造型和图案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包含着丰富的古代历史信息。金冠带上的图案反映的是古蜀人对祖先（人头像）和鸟的崇拜。太阳神鸟金饰反映了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

　　金沙遗址所代表的古蜀国的金器绝大多数都不能作为独立的器物使用，但也绝不是一般的装饰品，而是装饰在其它器物上，以显示其尊贵。像金冠带就是至高权力的象征；那些象征“群巫”的人头像还要在面孔上覆以金面罩来显示其高贵和尊崇。可以说黄金制品在古蜀文化中据有极高、极优越的地位，其地位甚至越乎青铜器之上。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全国其它区域的商周文化中出土的金器却很少，且基本为人体装饰品。这样大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古蜀文化对黄金制品有着独特的价值观念。可以说，在中国，人们对黄金制品的崇拜是从古蜀国开始的。

　　崇拜太阳的王国

　　太阳崇拜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原始自然宗教信仰，只是具体表现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古蜀人对太阳有着特别的情感，太阳的崇拜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表现得相当直观和具体。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就是太阳崇拜的集中体现。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外形为圆形，直径12.5厘米，厚度0.02厘米，重量20克。图案分内外两层，都采用了透空的表现形式。内层图案为等距分布的十二条弧形齿状芒饰，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外层图案由四只等距分布相同的鸟构成。鸟均作引颈伸腿、展翅飞翔的状态，飞行的方向与内层图案的旋转方向相反。在红色衬底上观看，该金饰内层图案很像一个旋转的火球或太阳；外层图案中的鸟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话传说中与太阳相关的神鸟，据此，我们将其定名为“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图案所表现的就是太阳和神鸟，这与史书记载极为吻合。《山海经·大荒经》载：“（太阳神）帝俊生中容……使四鸟”，《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古人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会产生一种崇拜，即在不能科学解释和掌握自然力时，便认为有一个超自然的神灵在支配世界，人们必须通过虔诚的祭祀活动与神灵沟通，祈求神的庇护。古人不能理解太阳的奥秘，以为太阳具有能使万物复苏、生长的超自然力量，于是敬仰太阳，崇拜太阳，并创造出了难以计数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太阳神话。

　　太阳神鸟金饰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生动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太阳神鸟金饰表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是研究古蜀国的宗教祭祀活动和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物证。太阳神鸟金饰图案以其深邃的含义，征服了所有的评委，从4000余件备选图案中脱颖而出，于2006年8月16日，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太阳神鸟金饰原件就摆放在陈列馆第四展厅。

　　用象牙驱赶洪水的民族

　　象牙在金沙遗址的集中出土，是中国考古史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观。面对如此众多的象牙，人们不禁会问，这么多的象牙有什么用呢？它又是来自哪里呢？

　　在金沙遗址中，有关象牙和大象的文物特别多，计有大象牙就200余根、用象牙做成的器物数百件以及大象的头骨和臼齿。

　　中国古代方术家有用象牙魔力殴杀水神之法。据《周礼·秋官·壶涿氏》记载：“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殴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江玉祥先生认为：“牡橭本身也可能为一种神木，贯象牙成“十”字形而沉之，恐怕也是巫术的内容之一。”

　　水神，郑玄注云：“龙罔象”。其实“罔象”并非“水神”的专有名词，而是许多精怪的共名。江绍原先生在《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一书中指出：“一言以蔽之：山精、水精、圹精、木石之精、新故丘墓之精……皆得名罔两或罔象”。因此，同样的用象牙殴杀水神之法，可以用来殴杀各种精怪。仁胜村墓葬中随葬的象牙和三星堆两个埋藏坑中的大象牙大概就具有殴杀圹精的作用吧！

　　金沙遗址出土的两件平行四边形玉器上刻有相同的图案：一个高冠直鼻、方耳方颐、椭圆形眼、身着长袍的跪坐人像，左手持握肩扛器物。肩上所扛器物前部较细，向下弯曲，中后部较粗，较为平直，端部呈“V”字形，应是一根完整的大象牙。这一跪坐人像的形态与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基本相同，应是祭祀活动中的巫师。这个图案清楚地表现了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一个场景。

　　这些象牙、象头骨、象臼齿经鉴定，均属亚洲象。但是今天，在中国，只有云南地区才有大象的存在。实际上，远古时期，大象在温带及亚热带地区有广泛的分布。据史书记载，商周时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有大象存在，其中长江上游地区的相关文献记载有：

　　“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徐中舒先生云：巴浦当即汉益州地）——《国语·楚语（上）》（公元前529年）

　　“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山海经·中山经》

　　考古发掘也表明，在先秦时期，亚洲象在中国大陆上曾经广泛存在，分布范围北达黄河流域地区，南至华南。

　　四川地区在商周时期有很多的大象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古蜀文化中的象牙应来自于本地。也正是如此，三星堆埋藏坑中出土的大型铜立人底座的象头形象、彭州竹瓦街窖藏铜罍上的象头形象及大象的形象才铸造得如此惟妙惟肖，如此逼真。

　　他们来自哪里

　　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化是公元前2000多年的宝墩文化，它是一支较为发达的古文化，在此之前的文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2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岷江上游地区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对营盘山遗址进行了连续几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揭示出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营盘山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年—前3000年。

　　宝墩文化的典型因素，如陶器流行花边口沿作风，器物装饰盛行绳纹和附加堆纹，石器以小型的磨制斧、锛、凿为主，房屋建筑主要是地面木骨泥墙式建筑等，都已在营盘山文化中出现。岷江上游地区的营盘山文化很可能就是宝墩文化的渊源。

　　宝墩文化来源于岷江上游的营盘山文化，这也恰好印证了古蜀历史传说。传说蜀人始祖蚕丛兴起于岷江上游河谷地带，后来才迁徙到成都平原。

　　多族群铸就金沙辉煌

　　在商周时期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一件十节青玉琮，其制作工艺、造型风格、纹样图案与良渚文化亦完全相同。从玉琮表面有油腻的光泽看，这件玉琮不是刚做成的，而是一件古物，它的制作年代当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辗转千年后才埋入地下。

　　实际上，早在1997年在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地点发掘的29座墓葬，就已经显现出良渚文化的因素。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以玉石器为主。玉器和用玉器随葬的习俗在以往的宝墩文化遗址和墓葬中都不曾发现过，显得极为特殊。而玉器和用玉器随葬的习俗正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典型特征。仁胜村墓地出土的玉锥形器是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形。

　　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普遍发现，是良渚文化玉器的典型代表。用玉器随葬也是良渚文化墓葬的一个显著特点。良渚文化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突然衰落，就在此时或不久，在华夏大地如江西、安徽、河南、广东、四川等地都发现了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是玉琮。这么多玉器在这么广大的区域发现，不会是族群间的交聘、馈赠，很可能是随着良渚文化的衰落，其族群向不同地方迁徙移动的结果。仁胜村墓地和金沙遗址良渚式玉琮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支良渚族群遗留下来的。

　　良渚族群的到来，可能加速了宝墩文化的消亡。同时，这支族群所带来的玉器加工技术则为后来古蜀国发达的玉器制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周武王伐纣王时，蜀是周的盟国之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征蜀、伐蜀的记载。金沙遗址出土的玉钺、玉戈等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殷墟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一件兽面纹斧形器上阴刻的连体兽面纹，就与中原地区西周早期铜鼎上的兽面纹基本一致；铜容器圈足上的纹样是以云雷纹为地，饰以夔纹，这些都是受中原商文化和周文化影响的结果。金沙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证明了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

　　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和东南亚地区的交往较为频繁，《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水经注》均有记载。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和越南出土的同时期玉器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凹刃凿形器、玉斧形器、有领玉璧形器等与越南青铜时代出土的同类器物相非常相似，特别是一件玉斧形器的两侧有二道阴刻线纹的制作方法仅见于金沙遗址和越南的长晴遗址中，另一件玉斧形器的阑部装饰也几乎完全相同，这对于研究商周时期成都平原与东南亚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金沙文明的辉煌是由于多族群的交往、融合而铸就的。

　　采写 张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