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脚不去，一脚不来(图)

通讯员 高海伟 赵伟东 记者 王浩

　　罗爱珍，44岁，原市环卫处汽车二场吸粪车驾驶员，主要负责上城区地段的粪便清运任务。由于工作认真负责，她所负责的清运地段从未发生过一次责任性满溢，几年如一日，被市环卫处列为“免检地段”。先后成为省、市劳动模范，1989年“全国先进工作者”。

　　并非出了一个时传祥，人们就会觉得环卫工人就是一项体面的职业。罗爱珍说当上环卫女工那会儿，还不知道时传祥是谁。劳动无贵贱，道理是懂的，不过那时，还是为了生存。这么多的招工单位，就属环卫招工看热闹的多，实打实的少。最后自己当上了环卫工人，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

　　1979年初中毕业，我是家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想想自己文科虽好，但理科实在不行，还是找工作吧。

　　那年在我们笕桥中学边上，就有一个招工会，相当于现在的“人才招聘市场”，需求也比较旺。丝绸、物资局、公交、厂矿企业都要人。可那时重男轻女，转了一圈，基本只要男的。

　　看到环卫处也在招人，我就说，要不就报环卫系统算了，当个环卫工。跟我一道的邻居和同学都乐了，他们开玩笑，你要是报环卫处，我们就都报环卫处。我说好的，结果就我一个成了环卫女工，可他们连影子都没见一个。

　　我进拱墅区环卫队，刚进去没多久，每月工资就有31块4毛，父亲才29块多。没想到啊，我变成家里收入最高的一个。

　　进环卫系统那年，我虚岁十八。

　　姑娘十八一朵花。罗爱珍是环卫队里的一朵花，可干的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脏苦累的活。扫大街，不仅是体力活，还是技术活，更是毅力活。罗爱珍不是天生的女超人，她也有情绪，也有吃不消的时候。

　　工资在那时算比较高了，可活是实打实苦干出来的。从老大关桥到拱宸桥，运河两岸的马路，我们一天两清扫，这中间有多少路，走走都会累，更别说扫了。我们一组四个人，三个老师傅带我一个。那时扫帚都是用竹丝、毛竹梢和竹篾自己扎的。那时运河边运煤、黄沙的车特别多，最怕就是刚扫干净，又撒一地。刚开始，手都肿了，筷子都捏不住。

　　环卫工人就是这样，一脚不去，一脚不来，不踏踏实实干，干不好的。

　　扫了两年马路，没想到，方向盘改变了这个清洁女工人生的方向。

　　1983年，环卫系统开始培养驾驶员。整个行业1000多人报名，层层选，最后选出了16个人，我就是中间一个。说实话，那时开车应该是环卫系统里最好的工种了。毕竟算是一口技术饭，饿不死人的。

　　六个月后，我开上了吸粪车，跃进牌的，有些人好些，开的是垃圾车，要么洒水车。我分配到上城区，上城区老街老房最多。我那时算是早班师傅，早上三四点钟就要出门——那时也要避开早高峰的。

　　4个公厕，12处倒粪池，一个早上要清送毛30吨粪便，十多车，有些池子一车还装不下，要多跑一趟。老城区的小巷子很考验技术，记得有条叫油坊弄，现在拆掉了，那时是又窄又深，一辆车进去，基本上自行车都要靠边。我开的不是一般车啊，是吸粪车，一个不当心，是会挨骂的，所以特别小心。

　　时间长了，其实也有窍门，每个地方人流量、清运周期、清运量，都是有规律的。只要记牢，就不会出问题。我们这里出问题就是“满溢”，粪便溢出来了，我是要负责任的。还好，那样的“事故”一直没发生过。

　　现在想想，姑娘干那样的活，还是需要些勇气的。只不过那时没多想，再说背着“劳模”的荣誉，也不敢放松，一根弦是绷牢的，大家眼睛都看着。

　　1989年，罗爱珍双喜临门，评上全国劳模赴京前，她结婚了。之后的工作和生活，渐渐改变了，她说自己是幸运的。还是那句话，“一脚不去，一脚不来”，有回报，总得有付出。

　　从北京表彰大会回来，第二年我怀孕了，组织上照顾我，让我改开微型车，做些后勤工作。等生完孩子，干脆替单位开起了公务小车。后来工作生活平平淡淡，一直到现在。只不过，我不敢忘记，自己是个劳模，有些事情多干些总没错。

　　其实来采访我，还不如采访一线的人。环卫系统里，最最辛苦的，还是那些扫马路、拉粪车和捡垃圾的同志。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是很幸运的，有回报总得有付出，付出和回报都是比较幸运的。

　　回望

　　同时代的劳模“明星”

　　与罗爱珍同时代全国有名的劳模“明星”，既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有“修脚女工”于素梅。1989年国家对劳动者最高荣誉的评选标准进入规范化，明文对入选劳模的标准列出了九项标准，这个评选标准基本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