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男孩被电击失去双手 43万元赔偿款何时到位

　　这是关于一对外来母子的伤心故事，这是天津市未成年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未保委)成立以来由全国未成年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未保委)交办的第一起案件，这是一场历时4年的漫长诉讼。当年，9岁男孩被变压器击伤以致双手残疾，如今，4年过去了，43万元的赔偿款还没能依照判决给付到伤者手中。

　　虽然，已获终审的案件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但在整个采访结束后，我们对事件的进展依然抱有希望，因为当事各方均承认，急需这笔赔款的，是一个残着双手还有一生要面对的孩子……本组撰文本报记者郭玲

　　『男孩与母亲』

　　一个寄宿学校艰难生活

　　一个留津为了案件奔走

　　在东北一所寄宿学校里，午饭时间，13岁的男孩小志(化名)正艰难地用没有手的双臂夹着碗喝稀饭，稍有不稳，碗一歪，稀饭就会洒出来。他的手，在9岁时因为被电击伤严重畸形，已经丧失功能。此刻，他很想妈妈，这个他唯一能够依靠的亲人。

　　而此时，在天津，他的妈妈阿亚(化名)正为3件事忙碌着：奔走于法院与电击案被告村委会之间，为小志讨要43万元赔偿款；没日没夜地打工，然后把挣来的钱寄回东北，给儿子支付寄宿学校的学费——小志的学费是每月600元，而阿亚的工钱只有700元，富余出的100元便是阿亚一个月的生活费；四处躲藏以免丈夫找到自己，那个男人是小志的继父，在小志出事后便抛弃了他们母子，却在得知小志将会得到40多万元的赔偿后又出现，索要其中的20万元。为了不让丈夫找到孩子，阿亚才不得已与儿子分开，天各一方。

　　“我只想赶快拿到钱，然后带小志回老家过平淡安稳的日子，这4年来我太累了。”阿亚叹了口气告诉记者，这场漫长的诉讼已经打了将近4年，历经一审、二审、再审，他们母子终于等到了最终判决。但是，却在执行阶段遇到了难题，到现在为止，只拿到了43万元的一个零头。生活的打击一波接一波，对于阿亚来说，儿子是让她坚强的唯一动力，而这43万元，既是儿子的希望，也是她的希望。

　　『回首四年前』

　　男孩玩耍被电击伤双手

　　幸福一家噩梦突然降临

　　“小志出事前，我们一家的生活还算不错。”阿亚告诉记者，小志的生父在小志几个月大的时候因病去世，后来她改嫁给现在的丈夫，两个人带着小志来天津打工，暂住在本市某村。“那时，我们俩打工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小志的学习成绩也不错，日子过得挺好。”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2003年1月18日，正在读二年级的小志参加完期末考试，和几个小朋友到离家不远的工厂附近玩耍，不幸被一个底部堆满杂物、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和警示标志的变压器击伤，小臂及双手严重畸形失去功能。“我们把孩子送到医院，孩子疼得叫个不停，两个胳膊黑糊糊地，不停地流血……”

　　把孩子送到医院的转天，她的丈夫说要回家凑钱给孩子治病，一走就不见了踪影，把他们母子丢在医院里。“我一个人照顾孩子，没钱就四处求老乡，那会儿，我头只要一挨墙，就算站着都能睡着了。”借来的钱毕竟有限，很快，阿亚母子就山穷水尽了，一个好心的老乡在老家帮阿亚找到了她的丈夫，男人逼不得已把房子卖了，拿钱给孩子治病。

　　“房子卖了31000元，他只给了我15000元，说剩下的都是他的。为了孩子我求他，跟他打架，谁知说急了，他和他弟弟一块儿打我，把我的两根肋骨都打断了。”此后，丈夫一家再也没露过面。阿亚忍受着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照顾着小志。“不是因为孩子，我可能当时就活不下去了。”1

　　 『马拉松诉讼』

　　母子两人等来终审判决

　　巨额赔偿却遭遇执行难

　　小志出院后，阿亚以其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将变压器所在的某村村委会和变压器的所有人电力公司告上法庭，索赔小志住院治疗期间的各项费用3万余元，案经两审，法院判决村委会承担60%的责任，电力公司和小志的监护人各承担20%的责任。

　　案件判决后却迟迟执行不了，而因为小志的伤残等级无法确定，进一步的赔偿诉讼同样无法提起。就在阿亚绝望时，经一位记者帮助，她找到了全国未保委。2004年8月，刚刚成立两个月的市未保委接到了全国未保委交办的小志一案，对阿亚母子的无偿法律援助就此开始。经过本市捍正律师事务所于娟娟律师和石金律师事务所郝海红律师的努力，第一次诉讼的3万元赔偿款全部执行完毕。

　　2004年12月，她们再次提起伤残赔偿诉讼，这次诉讼历经一审、二审、再审，直到去年年底，法院最终判决某村村委会赔偿小志各项损失共计43万余元，并保留小志就继续治疗费用提起诉讼的权利。

　　然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却发现被告村委会的账上没有任何财产可以执行，阿亚很着急，小志一天天长大，需要安装假肢，而钱却迟迟不能到位。也许是同为女人的缘故，两位女律师对阿亚的遭遇格外同情，除了尽力为小志的案子奔走之外，还时常给母子俩送去衣物和食品。看到母子二人的生活确实艰难，于娟娟律师还自掏腰包，把钱送到阿亚手中，钱不多，但对于阿亚母子来说，却是雪中送炭。

　　『苦难频频来袭』

　　母子为躲要钱丈夫分隔两地

　　诉讼期间，阿亚带着小志靠四处打零工生活，去年夏天，她终于找到一个看电话的工作，和小志在河北区一家木材厂后身租了间小屋安定下来。谁知，7月的一个晚上，小屋突然着火，一把火烧光了他们这个简陋的家，母子俩是穿着内衣逃出来的。“屋子里有台小电视，孩子平时就靠它打发时间，我还记得当时孩子一边让我拽着往外逃，一边拼命地用脚往外踢那台电视。最后，电视还是烧了，孩子哭了好长时间。”阿亚抹抹眼睛，“我就抢出来那些诉讼材料，那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说起把小志送到东北寄宿学校，阿亚很不情愿地提到那个男人——小志的继父。“去年年底，他不知道打哪儿听到法院判给我们钱了，马上跑来让我给他20万。我说没有，他就打我。我到法院要跟他离婚，他说要么给他20万，要么把小志给他。他哪是要孩子呀，他是看上孩子的钱了。”没办法，阿亚只能把小志送走，自己也不停地换工作，只为让丈夫找不到自己。“第一次离婚没成，我准备再起诉，一定得离开他，不然我们母子就没有安生日子。”

　　『案情最新进展』

　　母亲需要手术村长“打折”赔偿

　　采访时，阿亚刚从东北回来，一是去看看儿子，二是去看病，她被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需要手术治疗。“我不敢做，一是没钱，二是害怕。我怕自己死在手术台上，没了我，小志怎么办？”

　　据阿亚和她的律师于娟娟介绍，村委会不久前提出30万元一次性了结的想法，但她们没同意，因为孩子刚刚13岁，未来的路太长了，5年左右就要换一副假肢，30万元肯定不够。因此，赔偿一事又僵住了。

　　村委会的账上没钱，也没有其他可执行资产，依照法定程序，如果一直是这种情况，一定期限后，案件的执行就将中止，而这是阿亚和小志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本月26日上午，记者几经周折采访到本案被告村委会的王村长，提到小志致残的事，王村长很遗憾地表示“孩子确实可怜”，但又称赔偿很有难度，“支出超过2000元就得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这不是我们村委会几个人就能决定的……村子近几年发展经济贷了很多款，经济上很紧张。”但采访最后，王村长告诉记者，他们仍然和小志的母亲阿亚保持着联系，双方并没有放弃协商，而此前他们愿意支付的30万元赔偿款仍可再上浮些，但对于具体增加数额，王村长表示不便透露。前一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