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法成为艺术

　　当司法成为艺术

　　一个中国法官必不能把法律看作一个抽象体，而一定要把它看作一个可变通的量，应该具体地运用到某一个人身上，如黄上校，李少校等。于是，任何与个人联系不紧密的法律，任何不能视黄上校、李少校的具体情况而定的法律都是非人道的法律，所以也不成其为法律。

　　蠹鱼案我读林语堂这段话的时候，不得不惊叹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精细入微的洞察力。在中国司法史上，如下情形司空见惯:法官判案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原告、被告的身份、地位和背景。比如，原告是什么来头，有没有后台，经济实力怎么样；被告是不是某某官员的大公子或者顶头上司的老婆的表哥，等等。打官司的人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准备证据，而是准备鱼翅、熊掌、金元宝，四处托情疏通关节，寻求靠山，以便法官多加照顾，法外开恩。如此一来，司法就成了法官权衡原告、被告双方力量，并为自己的个人私利和前途升迁精打细算的一种艺术，一门关于人情世故的微妙的学问。担负惩恶锄奸、伸张正义之重任的法律，只不过是装点门面的中看不中用的摆设。法治一日不立，正义一日无望。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形，林语堂感慨万千:中国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对政治家们进行道德的教化，而是给他们多准备一些监狱。在那些贪官污吏可以大模大样地定购去横滨或者西雅图的一等舱时，谈论建立什么廉洁政府，纯粹是白费力气。

　　死错了人

　　有人亲家母死，托馆师作祭文。师于旧文集中抄一祭亲家翁者与之。其人看曰:错了。师怒曰:此文乃是古本刊定的，一字也不错，除非是他家错死了人。(石成金《笑得好》)

　　蠹鱼案类似的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病人去看医生，连吃了几天药都不见效，于是问道:医生，您是不是开错药了啊？医生一听，勃然作色，说:胡扯！我的药方乃祖传秘方，一个字都不会错，分明是你生错了病！这两个笑话，是对教条主义者的绝妙讽刺。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懂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全无视客观实际，只知道死抱住书本不放，死抱着祖宗不放。所谓祖宗之法不可变，谁不把祖宗放在眼里，谁就是数典忘祖，妄想变天，大错特错，罪大恶极。比较容易犯教条主义的人，往往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比如笑话里的塾师和医生，就属于专业人士，说得唬人一些，就是所谓权威。不管是政治上的实权，还是学术上的话语权，借权施威，借威护权，都是权威们的拿手好戏。权以威行，威以权显，气焰嚣张，咄咄逼人，毫无商量、妥协与回旋的余地。权威们宣称，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永远都是正确的。如果人们因为遵从权威而遭了殃，那一定不是权威的错，而是人们对权威的遵从还不够，还没有服从到盲从、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教条主义不死，病是经常会生错的，人也是经常会死错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胡适批国文教材政治化

　　所谓国文，是要文章写得好，可以给学生作模范；为什么要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了，他们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写得好。这些也编入教科书里去，其实是不对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蠹鱼案这是1959年4月23日胡适的一段谈话，是针对当时台湾的中学语文教科书而发的议论。语文教材不是政治教科书，编者遴选文章应当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让学生在一流的文字语言中获得美的享受、艺术的熏陶和思想的锤炼。如果无视范文的文学水准，把语文教材当做意识形态的复制品，将其编成政治传单的汇集，说轻些是越俎代庖，说重些则是误人子弟。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独裁专制本性不改，党化教育一如既往，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殷海光指出，教育的正当目的，是使人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绝不是灌输××思想，或把人当做政治工具，更不是借助官方力量，强行推销官方制造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国民党权势核心给台湾带来的灾害中之最大的要算党化教育，因为这种教育只承认青年是党的工具，制造了大批盲从之众，使青年沦为不能适应新环境的废料，这实在是伤天害理的勾当。(参阅《思想与方法－－殷海光选集》，上海三联书店)胡适所批评的语文教科书的政治化倾向，无疑就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典型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