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坦言:“我们不能失败”
《21世纪》:第二次经济战略对话的“门槛问题”将是什么?双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有多大?
保尔森:我们定义对话取得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从长期管理双方关系的能力是否加强了。
首先是确定我们对话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在这点上做到了,将我们双方关心的议题进行优先排序,并就这些议题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这样双方的人民就可以衡量我们各自的进展。中国可以衡量自身改革的进展,美国也可以看看我们所需要采取步骤的进展。我想美国方面也会关注中国,他们会说中国改革进行得如何了,中国开放经济和市场,欢迎竞争,产品和服务的速度有多快。
我要说的是一个国家等得越久,就越困难,因为就会形成了利益集团,试图保护他们的集团利益。我是说应该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的参与者,采用清洁能源技术,虽然这些领域很难进行衡量,但是这都已经涵盖在我们目前的对话中,这些都是非常健康的对话,SED将这些对话提高到了更高的层次,我们双方都以更有效的声音代表各自政府进行对话。
我要说的是,SED的一个好处是我们美国在学习,我们在学习倾听,这些是我一直跟我的同事们所强调的。我们美国人从本性上就是爱说,美国说得太多,而听得太少。只要我们听,我们还是可以学到的。
吴仪能够当一个好的老师。我认为我们会取得进展,因为我们双方都认识到开放市场和投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都是全球的经济大国,我们都分担着大国的责任,包括进一步推进全球贸易,实现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我们双方在能源安全和环境方面的利益都越来越大,包括采用更加环保、能源效率高的技术,我们都需要清洁的空气以及清洁水源。
《21世纪》:如果美中双方在第二次对话中未能达成美方的预期成果,您担心什么样的问题出现?
保尔森: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能失败。
我举个例子,我经常骑自行车健身,我的夫人也很爱运动,她骑车的速度就比我快。骑自行车有的人骑得慢,有的人骑得快,但是,从技术上来讲,你要是骑得太慢了,就会从车上摔下来。
我现在之所以非常希望我们能够成功,主要是我不希望,如果我们对话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这会成为下一届总统大选期间某些人的口实,人们会认为对话没有用,而是需要更加严厉的立法,并要让“中国问题”成为大选的一个议题。
果真如此,那将是美国的一个错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经济大国与(贸易)伙伴,所以取得进展对我们来讲是双赢的。
《21世纪》:假设在美国新一届总统选举中“中国议题”出现,是否可能出现破坏性的结果?中美关系将向何方发展?
保尔森:我要说的是,我不希望“中国问题”成为(总统)竞选中的议题,中国也不需要成为一个议题。但是下届总统选举的议题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双方必须采取具体的步骤和行动来证明我们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在SED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此来避免使中国成为一个议题。我认为中国不需要成为一个议题,我在做我的工作和努力,根据我们工作的成果和进展,我希望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议题。
《21世纪》:今年中国即将召开“十七大”,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是中国方面要让国内达到“认识的平衡”,这个问题是否在您的考虑之中?
保尔森:我是知道中国要召开“十七大”。这样说吧,当吴仪副总理见到我的时候,她说她知道我们在国会这方面有些问题,她说她来试试帮个忙。我说,是的,副总理,我也理解你们的选举在即,但是无论如何,改革都要继续推进,这符合你们的国家利益。因为我理解改革进程对中国非常重要。
首先,是对全体人民;其次,如果说我要是只看美国国内政治日程,我就不会接受这份工作,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总统大选。而对你们来说,今年秋季和明年春季会有新一轮领导人的更替。如果我们双方都受制于这种状况的话,有可能什么都干不成,但是我们两国的政府对各自的人民都有责任,要继续改革并向前推进。所以我们还得把这辆自行车向前骑。
《21世纪》:关于贸易不平衡,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德认为,如果每个国家在自己相对于比别国最有效率的那个领域发挥特长并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那么所有国家都将受益。我们想知道另一方面,随着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加剧,中国制造商对美国国内形成了什么样的竞争压力?面对中国的贸易竞争是否促进公司重组?公司是否更加有效率?
保尔森:你所提到的关于中国制造商给美国形成的竞争压力问题,对此,我并不担心,我坚信我们会从竞争中受益。
我个人认为,每一种产品的进口,都对我们有利。我相信竞争,我相信自由选择,因此,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担心。我所担心的是这种贸易是一种不平衡的贸易关系,美国开放了市场,而中国却没有开放。美国开放市场的历史很久了,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们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欢迎竞争,欢迎投资。
所以,对我来说关键就是,我反对设置壁垒。这对中国不利,对美国也不利,但在美国有很多人不赞同我的观点。所以我说关键是要开放中国市场,最终中国人民将受益。
记者 赵忆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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