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中产阶层遭遇“精英联盟”“权力排斥”

　　中国社会的新中产阶层，很可能尚未发育成型即遭遇“两极分化”：要么失去“草根基础”，要么滑入社会下层。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在遭遇“精英陷阱”。

　　从职业构成、市场竞争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等来看，“新中产阶层”比之原工人、农民，他们在学历、文化素养、思想观念、专业技术知识、就业能力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有些人还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而另有一些经理人员更可以以自己的组织管理经验和生产控制权力傲视于人。

从理论上讲，他们堪为“精英”；他们也喜欢别人以“精英”来看待自己。然而，他们的发展机会和抱负成就并不如精英们所期望的那样自如，欲进不得，欲罢不能，如坠陷阱。这种现象，表面上与西方社会新中产阶层遭遇的“地位焦虑”似曾相识，然而，在深层结构上确有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独特性在起作用。

　　独特性之一是其发展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是一种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就业和发展机会不公，前景不明，难以理性预期，不能仅凭自己的文化、专业技术等资本和“本事”进入高报酬、高福利、好环境的就业岗位。而于整体，其向上流动及发展机会受阻，亦如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间层的扩张动力，主要来源于市场空间的开放，“市场型进入”为“新中产阶层”流动的主导形式；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其向上流动趋缓，向下流动增速；在单位、部门中，徘徊于较低职位或边缘，上升空间和发展机会受阻。就社会结构而论，这改变和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先赋性”（靠家庭、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的地位分配机制作用增强，失去了一个靠后天努力、公平、有序竞争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的阶层示范效应。

　　在新中产阶层内部形成了一种以权力为核心评价的金字塔型的不平等结构

　　从目前来看，大致存在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即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受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产阶层的来源可对应地区分为三种进入渠道，即行政型进入、市场型进入和社会网络型进入。

　　就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产阶层的来源构成而言，受“权力授予关系”直接作用影响的是两大群体，即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借助原计划体制下的制度身份及体制内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各种资源便利，而不割断与之相应的身份联系，保留“体制内身份”一段时期以适应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利；而后在人事制度改革的压力和推动下，将“体制内身份”转换为“体制外身份”，成为中产阶层的一员。就个体层面而言，行政型进入模式是他们这批人主动选择的一种积极行动结果，并奠定了现阶段中国中产阶层地位获得的基本取向——“精英再生”与“专业主义”。行政型进入及其市场化运作的结果，使得原体制下的“干部”、“知识分子”身份阶层分化、演变为具有现代社会分层结构意义上的中国社会现阶段中产阶层中的“行政性中产阶层”。

　　市场机制的导入，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影响，更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打破了原“再分配体制”下干部群体因权力授予关系而独享地位优势于一身的社会地位分配格局，人们可以凭借市场交换关系而分享社会经济地位资源，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原体制下的“穷人”及边缘群体，如农民、服务员、个体户、推销员等群体，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结构变迁中，沿着两个路径——城乡二元分割下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农村向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的流动，从原计划体制内向体制外的市场化体制的流动——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社会经济舞台，并分化、演变为现阶段中间阶层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

　　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生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言，可见三个流动特征：即一是，他们与20世50年代的私营企业主没有历史上的承继关系，而完全是藉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转型新生的一个新兴社会阶层。二是，他们在原体制内的职业比较“低微”。从流出角度看，一旦成为私营企业主，就几乎不再会流向其他社会阶层，这也暗示着他们日后的社会流动中会有较强的代际继承性。如果说国家及社会管理者阶层占据了行政体制内的最高地位，那么私营企业主则是“体制外”的社会流动终点站。从目前中国的社会环境看，他们还很难跨越体制区隔进入公共权力系统。

　　社会关系被作为地位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替代物，被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所认同

　　社会关系网络作用于新中产阶层的崛起,在那些原体制下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的社会分化、演变中异常突出。因为他们在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上均处于弱势，能够为他们所拥有且熟悉、方便的惟有社会关系资源。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不同层级群体间的流动，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及成功率。

　　在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中，权力授予关系的作用，对新中产阶层的发育，特别是对以市场交换关系为背景的成员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权力依附与制约关系，以致会以权力优势建构出一定的排斥关系——新中产阶层中的中下层向上流动进入上层的机会很少，对社会的影响力有限。其结果是，在新中产阶层内部形成一种以权力为核心评价的金字塔型的不平等结构。

　　新中产阶层的构成具有多元分割的突出特征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特别表现为一种时空压缩的急剧变迁形态，使得新中产阶层的构成具有多元分割的突出特征，即：体制分割。这一群体被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分割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部门，前者的地位利益比之后者更具有制度保障和权力优势；地区分割。受到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同为某一职业者（如公务员、律师、会计师等），其地位待遇和社会回报差距较大。在观念整合上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及差异。在消费行为、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准则及行为规范等方面，不难发现其内部存在着较明显的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上的差异，大致可归为三种不同的社会属性：一是“官场文化”——官本位社会理念及价值观；二是“亲缘文化”——熟人社会理念及价值观；三是“业缘文化”——市场文化理念及价值观。

　　多元分割使得该阶层群体很难形成阶层内认同和社会认同，面临着“一袋马铃薯”而难以整合阶层力量的困境。如此状态，于阶层群体而言，很难维护自身权益，于社会有所作为；而于个体，在无预期的竞争风险和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下，难以实现理想目标。

　　如此，作为一个具有缓和贫富分化结构功能意义的社会阶层——时下中国社会的新中产阶层，很可能尚未发育成型即遭遇“两极分化”：要么与社会上层结盟，变质为权力与资本的附庸而失去“草根基础”——彰显社会进步的公正性——依靠个人正当努力和社会保障，公正获取社会资源和发展结果；要么滑入社会下层，失去“精英”——经市场竞争、平等交换而取得社会成就的社会示范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宛丽）

　　读者点评

　　我属于中产阶层吗？我不能确定，虽然在外企做一个主管，但我活得并不轻松。的确，“中产阶层”越来越成为奢谈。当我以10万元的年薪，穷毕生的积蓄而买不起一套房子的时候，我禁不住会问一句：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哪里？刚有车有房却发现身后已留下大笔债务。每年给孩子的这个“特长课”那个“成才班”的教育投资可能要达万元，父辈们进医院的次数增加又得准备应急款，更不用说虎视眈眈的年轻人正盯着你的饭碗。于是，还未来得及轻轻松松欣赏一场音乐会，已挑灯夜战学习“镀金”，生怕提前“退休”，两个黄金周成了惟一的“闲暇”。我抱怨生活紧张，压力过重，难得休息，但还需憋着气力拼命工作不断靠近希望。记得一位专家说过，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中产阶层在人口中占到40%以上规模时，政治和经济状况就会相对平稳，社会秩序会比较好，比较安定，社会也比较和谐。现在的贫富差距扩大就是因为缺少了中产阶层这个社会稳定阀，如果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未萌芽就夭折，政府不从政策上和制度上多多关心这一阶层，和谐社会从何谈起。（汪宏兵　一外企白领）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但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在最低水平上，这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社会的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