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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性,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脱避调控时,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
从国际上看,在过去的几年中,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恶化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忧虑。“中产阶层的消失”、“中产阶层的蒸发”等字眼,甚至成为文章的标题。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教授塞尼特指出,在美国,处于五等分中间20%的中层收入比15年前几乎好不了多少。有资料显示,在美国,年收入2.5万-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2.5万美元以下和7.5万美元以上的两个群体人数都在增加,形成中间凹陷的“M”形结构。塞尼特还指出,为了拉动消费,美国和英国中等收入家庭一直在堆积债务,而欧洲的中产阶级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人说,在英国出现了“IPOD代”,即没有安全感(insecure)、压力大(pressured)、过重的税负(overtaxed)和高筑的债务(debt-ridden)。日本的一些学者则发现,尽管近几年日本的经济在复苏,“有工作的人多了,但是低收入的非正规员工占了1/3”,相反,可以带来较好收入的中产阶层的职业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根据一项日本官方调查,在20-34岁的人群中,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居于中间阶层的人,10年来降低了将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的却增加了13.3%。一位日本经济评论家尖锐地指出:“所谓经济复苏,是大企业和富有者阶层的盛宴。大多数工薪阶层不仅没有享受到加薪,反而增加了社会保障费和税金的负担,他们不可能感受到经济的好转。”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人这样描述: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成为许多社会共同的痛苦。于是很多人在问:“我还是中产阶级吗?这个社会还有中产阶级吗?”
在目前情况下,还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周晓虹教授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要接触这些人,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5万,或一个医生收了3000元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这些都是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的原因,这些显然要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而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现象,草根未必能够迅速了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是仇富心理的替罪羔羊。以上的这种倾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但其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中产阶层要成为安身立命的一个阶层,也需要以整个社会结构的优化作为条件。(原载5月9日《经济观察报》,作者孙立平,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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