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四乱”顽症，难在啥地方？

　　通讯员章文峰本报记者潘高峰

　　4月24日，上海成立国内首家“轨道交通综合执法工作站”，地点设在人民广场，重点查处整治轨道交通违章设摊、散发黑广告、非法兜售、流浪乞讨等“四乱”顽症。执法工作站投入运行已半个多月，都是哪些人在此“出入”？“四乱”顽症是否有所缓解？本报记者走进工作站实地采访。

　　“惯犯”首尝拘留滋味

　　5月7日中午，李乐和妻子走出拘留所，到人民广场地铁综合执法工作站拿回被没收的包。站长方咏拍拍他的肩膀说：“李乐，再劝你一次，去找个工作吧。”

　　方咏和李乐打了三四年的交道了。对于李乐在地铁里卖报卖假冒地图，方咏以前除了罚款、教育就是无奈。4月24日综合执法工作站成立以后，像李乐这样经过资料信息库甄别的“惯犯”，成为第一批尝到拘留处罚滋味的“四乱分子”。

　　说起初次待在拘留所的感受，读过几年书的李乐居然当场写下一首打油诗：“初次进入拘留所，地狱生活围绕我。人身自由被限制，度日如年惜蹉跎。”在李乐看来，卖报卖假冒地图只是自己的副业，是农闲时来上海赚点外快。

　　李乐的父亲前年患癌症去世，至今还拖欠了3万多元。靠老家那几亩地还不起债，在老家读书的儿子成绩又不太好，李乐希望多花点钱托托关系，让他进一个好的初中，所以就跟着老乡来上海卖报了。

　　以前他在铁路上海站北广场设摊卖报，后来发现地铁里卖报更容易，于是就跑到地铁卖起报来。

　　卖报售假收入赛过打工

　　按照老方的说法，李乐其实颇有艺术天赋，根本不需要跟着老乡在地铁非法卖报卖假冒地图。李乐对口技很有研究，博林、洛桑的录像带他都买了。他模仿刘欢唱歌，学于小飞的《放驴小子》节目，绝对可以以假乱真。之前几次被逮着，都是靠口技逗乐了城管队员，才没被重罚。他会玩的乐器也很多，口琴随身携带，长号、小号也都会。过年时还能跟着乡里的唢呐班巡回表演，每次可以挣100元。

　　然而，李乐却有自己的考虑，投靠艺术团没有路子，要靠艺术挣钱只能去外滩卖艺，可是街头卖艺现在还不允许，所以只能当作爱好来玩玩。进工厂干活一签合约就是半年一年，家里的田就没人种了。卖报自由，卖假冒地图的利润更是高达100%，一天能挣一百多元，远比打零工合算。

　　李乐和老婆搭档卖报，一人负责一个方向。每天早上6时就出来跟着地铁走，下午3时再走一趟。他们主要游荡在1号线新闸路－火车站段和莘庄－漕宝路段，这两段客流有保证，人流又不多。

　　李乐和他的安徽阜阳老乡们都住在沈家宅路一带。李乐和妻子住的是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待拆迁房，只有一张床，没有厨卫，每月租金350元。李乐愤愤地说：“那里到处都是盲流，太不安全了。我们住的地方被偷好几次了。”现在他们都不敢把钱放在住的地方，只能随身携带，攒够了三五百元就赶紧存银行。

　　每年查处案件超2万例

　　像李乐这样以同乡为纽带，在地铁沿线结伴居住，在地铁里结群谋生已经形成了行业地域势力。

　　从轨道公安分局调来的方咏在地铁工作已经十多年了。他介绍说，散发黑广告、非法兜售、流浪乞讨、非法设摊等“四乱”成为近年来市民投诉最多，严重影响轨道运营秩序的顽症。每年查处的此类违法违规案件超过2万例。综合执法工作站成立一周就已经查处了百余例案件，其中非法兜售、流浪乞讨各占30%，散发黑广告和非法设摊分别占20%。随着轨道交通事业发展，“四乱分子”也形成了几大地域圈。方咏笑称，“四乱分子”多数属于“惯犯”，算是老熟人了。偶尔有初次被查获的，工作人员根据他干的营生，也能对其情况猜个八九不离十。卖假冒地图、卖报的多数来自安徽阜阳；非法设摊的多数来自河南；散发黑广告的以来自山西吕梁、河北邢台的人为主；流浪乞讨的或来自甘肃岷县，或来自安徽凤阳。他们不但以地域划分从事行业，而且以地域集群聚居在地铁沿线，如共富新村、铁路上海站北广场等等。

　　9岁女孩说，讨饭很好玩

　　令人担忧的是，来上海地铁乞讨已经成为安徽凤阳、甘肃岷县的一大风俗。9岁的马洁（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马洁的父母在上海做蔬菜生意，一放假她就来到上海的家，去地铁乞讨。

　　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小姑娘眨巴着眼睛说：“讨饭很好玩啊。”“我们村很多人都来上海讨饭，日子比我家过得还好。”

　　在安徽凤阳读小学二年级的马洁已有近一年的乞讨经历了，暑假、五一、十一长假都是她背着父母到地铁挣零花钱的好机会。

　　当马洁的母亲被通知来领孩子时，大吃一惊。她说，马洁在老家成绩优秀，是学校的三好学生。虽然村里确实有不少老乡来上海乞讨，但是她家并不困难，在上海和乞讨的老乡也没有接触，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会想到靠乞讨挣钱。

　　在保证书上，马洁歪歪扭扭写下“地铁的jin(注：警字她还不会写)察叔叔阿姨，我在地铁上要钱乞讨是不对的，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了。以后我再来就告诉陈老师（注：陈老师是马洁的班主任）。”

　　发广告的大都是小孩

　　薛海（化名）从山西临县来上海还不到3天，已经学会迅速把打折机票广告塞到路人的包里，像发牌一样把名片扔到乘客身上。

　　16岁的薛海是被同村的老板带出来的，管吃管住，还按每天发的数量拿奖金，每月能挣600元到1000元，这可是他在老家想也不敢想的事。和他同住在镇坪路的几个小伙伴虽然有的比他还小，但说起发广告，个个比他有经验。

　　方咏说，在发小广告这个地铁行业，低龄化已成为普遍现象。在目前查处的案例中，不满16周岁的人占56%，最小的是1994年出生的，才14岁。

　　单枪匹马在地铁乞讨的老人多数来自安徽凤阳。

　　79岁的李大爷面对查处他的工作人员，振振有词：“家里农活干不动了，不出来要饭行吗？哪里能白吃饭？只好做一天，吃一天。”老人嘀嘀咕咕地说，要不是年纪大了，怕晕车，他就会到车厢里去讨饭，这比在地铁出站口“效益”好，还不容易被抓。李大爷来上海3年多了，虽然在上海只能吃5元一盒的盒饭或便宜的包子，但是每个月能寄回家一两千元钱，同村同族的亲戚们羡慕他，都跑到上海来了。

　　来自甘肃岷县的乞讨者大多是拖儿带女的妇女，很多是婆婆、妈妈、女儿全家妇女分头行动，甚至抱着亲戚家一两岁的孩子出来乞讨。她们进出执法工作站是家常便饭。

　　记者手记

　　综合执法治“四乱”

　　地域化、家族化、低龄化使得“四乱”违法成本很低，各部门执法人员疲于应付，因此，新成立的轨道交通综合执法工作站改各部门分头执法为综合执法，就是希望改变这种状态。

　　记者看到，工作站的记录案例中有30%的查处对象得到了民政部门的护送救助。地铁执法大队的老邵说：“这在以前是根本没办法想象的。过去我们大队只能教育、罚款、放人。”

　　拘留处罚后的李乐们、救助护送返乡的马洁们是否会重操旧业呢？综合执法工作站里的“老面孔”过段时间是否又会频频出现？一个工作站，真能解决长期困扰城市的“四乱”顽症么？有关部门还在探索。但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了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创新的举措。

　　执法站的工作人员在对乞讨者拍照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