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学者张宛丽发表在新一期《人民论坛》上的文章《中国新中产阶层面临精英联盟权力排斥》很有意味: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遭遇“精英陷阱”,他们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种“精英排斥”是利用行政赋权获取社会资源而独霸发展机会、独吞利益结果的社会排斥现象,排斥之下中产阶层不能仅凭自己的文化、专业技术等资本向上流动,这种排斥扭曲了市场竞争中具有起点公平的“后致性”(靠个人后天的受教育及专业努力等因素)原则。
这在当下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实,中产受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不仅表现在就业机会和利益结果的垄断上,而且是全面性的。前日有媒体报道“七成白领成为过劳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英联盟排斥的产物。
实际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差不多每个社会转型期中的中产阶层都会受到精英联盟的排斥。谁占着某种东西心甘情愿与后来者分享?又有谁愿意主动放弃自身的既得利益?利用资源优势捍卫既得利益排斥社会新兴阶层,这是每个社会中精英都有的一种本能。英国当年第一批中产阶层崛起之时,不也受到了贵族和王权的竭力排斥和压制吗?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也提到,美国当年新中产阶层走上社会的时候,也曾遭到那些老中产精英们的排斥——社会结构转型中排斥是肯定会发生的,关键是中产阶层对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持什么样的姿态:顺从、屈服甚至依附排斥,会使社会失去“草根基础”而停滞在精英联盟阴影中,改革失去阶层推动器;只有凝聚阶层力量对精英的排斥进行反抗,以权利博弈权力、以积极的公民行动和政治参与拒绝权贵排斥,中产才能真正崛起。
当年英、美中产阶级面对精英联盟的排斥时,在清醒的阶层身份认知和理性的阶层利益认同下都采取了积极的抗争,不仅他们在积极行动中成为社会主流,社会也在阶层博弈的张力中获得发展——而我们的新中产阶层呢,面对精英排斥时,他们在“政治后卫”中表现出让人失望的屈从和依附。
一方面是“消费前卫而政治后卫”,某调查机构曾对中国中产阶层的价值观进行过调查,发现其表现出明显的“政冷经热”倾向,关心中国经济发展,但对国内政治却不甚关注,拥抱美国文化并怀着美式“中国梦”,热爱休闲生活追求名牌——用社会学家的评价来说,他们表现出了严重的“消费前卫、政治后卫”:领先消费潮流、沉湎于消费主义的快感中,缺乏政治参与意识。比如像那些“过劳模”白领,他们很容易在高消费和物质眩晕中实现对“过劳”的补偿,而不会诉诸于参与和行动改变“过劳”命运。中产这种沉湎于消费快感中的“政治后卫”,只能使精英联盟的权力优势和利益固化。
另一方面是选择依附权力和资本。但他们感觉自己受到精英联盟的排斥时,不是在“共同的利益感觉”中选择凝聚阶层力量拒绝权力排斥,而是臣服于排斥的逻辑,甚至选择成为精英联盟的附庸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比如许多民营企业家,当其企业利益面临某种威胁时,他们会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关系网接近权力,利用权力的干预脱离危机;不少新中产非常反感走后门,极端厌恶权力精英以资源垄断进行寻租,可当其参与某种利益分配时,又不得不托关系走后门送点礼——有人会抱怨这是一种面对体制时的无奈。但我感觉,如果中产阶层有清醒的阶层利益认知的话,凝聚起来拒绝这种精英陷阱,集体合作对抗而不是依附权力的话,未必不能撼动体制。中产阶级一盘散沙的政治后卫中,只能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进一步使精英联盟成为超稳定结构。
前卫的消费是补偿不了什么的,依附权力更是靠不住的,受精英排斥的中产要想真正崛起,应早日走出“政治后卫”。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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