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妈妈 节日快乐！

　　母亲节是一个歌颂母爱的日子，也是赞扬母亲的日子。这个时候，对于今年正好百岁高龄的天津市政协委员郑汝铨老先生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郑老把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事业，她帮助过数不清的儿童、妇女和老人，自己却不曾养育儿女。

昨日，两位社区小朋友送来鲜花和祝福，这是她百岁人生的第一个母亲节。

　　家庭档案

　　郑汝铨：1907年出生，1931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36年至1944年在天津女青年会任总干事，后任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7年。1957年又重新回到天津第二次担任女青年会总干事，现任名誉总干事，天津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名誉主席、天津市妇联名誉执委、天津市三胞妇女联谊会理事。天津市政协委员。

　　查尚刚：郑老的爱人，两人于1944年结婚。经济专业。曾经在北京、南京等地做学校领导，于1972年去世。

　　过母亲节，这还是活到一百岁的第一回

　　昨天，河西区先进里社区的两名小朋友在居委会霍主任的带领下，特地买来鲜花，送到郑汝铨先生休养的天和医院，庆祝她人生中的第一个母亲节。也许这些孩子对于郑老来讲都是重孙子辈的了，但是郑老说：“不管是多大，你们在我的眼中都是我的孩子。”这一刻，郑老显露出最伟大的母爱。虽然她自己没有孩子，但是，她却把这份母爱散发给了所有的人——那些在她眼中是“孩子”的人。

　　刚看到这些孩子的时候，郑汝铨老人不断地夸两个孩子长得特别漂亮。在和孩子们交谈的过程中，郑老非常耐心地问两个孩子都几岁了，在哪个学校上学，父母在哪里工作。当得知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是外来打工人员，她还认真地跟霍主任说：“外来人员来津工作，给本市居民提供了很多方便，咱们也要照顾好他们的孩子上学以及生活问题。在这些方面，居委会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当孩子们大声说出“祝百岁老人郑奶奶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时，郑老特别高兴，她笑着说：“我没有孩子，所以对这个母亲节也不怎么注意，只有在海外的一个干儿子每年会给我写封信、寄张贺卡。孩子们给我过母亲节，还给我送了这么一大束鲜花，这还是活到一百岁的第一回。谢谢孩子们！”

　　我的母亲，从小对我教育就很严格

　　郑汝铨老先生1907年出生，当时她的祖父在江西任九江道台，主要负责御窑的工作，就是给清朝皇帝做瓷器。她的祖母是汉军旗，属皇族。虽然满汉不通婚，但是由于两家祖辈都是做官的，所以才结了这门亲事。祖母共生了7个儿子，郑老的父亲行三，但是上面的两个哥哥都夭折了，所以她的父亲就变成“长子”了。郑老的确算是名门之后，她还记得当时在家里出入的都是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官职的人员。虽然那时候年纪还小，但好几道院的家宅也让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家世比较显赫。

　　既然过母亲节，郑老不由得也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也算是个‘知识女性’了，出自大户人家，自幼在家自学四书五经、四大名著，吟诗作赋也不在话下。所以，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教我识字，在家里学习。”郑老回忆道，“母亲很疼我，但从不宠着我，从小对我的教育就十分严厉。还记得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家里来客人，桌子上有四个盘子，上面摆着各种好吃的，我当年还小，就爬到桌子上拿糖吃。母亲看见了，马上叫住了我，还打了我的手，教育说有好吃的一定要先给客人吃，不能这么没有礼貌。”

　　可以说，当年父母亲的教育形式还十分传统，可是对郑老以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谦恭、孝顺、讲究礼仪等优良的传统美德都是从小就养成的。郑老说，她一生中做的这些工作，与父母的宽容和理解是分不开的，也都与他们的言传身教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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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莎士比亚话剧中扮演少奶奶的母亲

　　“我中学是在中西女中，也就是后来的长征中学读的。在天津南开大学念过一年书，还演过文明戏，就是现在的话剧，莎士比亚的《少奶奶的扇子》，我演少奶奶的母亲金女士，当时张伯苓的弟弟张蓬春做指导。连演三场，轰动天津。在南开大学读书需要读生物，这是大一都必须修的课。到大二时，我想选修社会学，那时我表姐和很多同学都告诉我上海如何好，沪江如何好，所以1928年冬天我就转到上海，在沪江大学念教育学兼社会学，1931年毕业。”郑老先生回忆着自己的学生时代。3年后，也就是1934年，她到美国密西根大学深造，1935年拿到社会学硕士学位。

　　结缘女青会，为全天下穷苦母亲做事

　　郑汝铨先生现在还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名誉总干事、天津市妇联名誉执委、天津市三胞妇女联谊会理事等职务，可以说是一辈子都投身在妇女工作中。用郑老的话说，解放前，女青年会的工作不仅包括救助贫困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还帮助女性识字，教导她们自强自立。

　　因为中西女中就是教会学校，所以郑老从中学时期就知道了天津女青年会。研究生毕业之后，朋友把郑老介绍到女青年会第一位中国总干事丁淑静那里，他们介绍郑老到新加坡路的工部局中学教书，代课费是一个月240大洋。在那个时期，这是很高的工资。1936年夏天，郑老回天津探亲，那时天津女青年会的总干事张振铎结婚去了，职位出现了空缺，经过同学的推荐，她在同年做了天津女青年会总干事。

　　1931年到1934年郑老在天津教书时，就参加了女青年会劳工部，就是帮助当时的文盲和在工厂做工的妇女补习英语、补习文化，帮助她们提高觉悟。从1936-1944年，她在天津做总干事，后因结婚就离开了。后来，郑老还在南京等地做过女青年会的工作，并且至今还是天津女青年会的名誉总干事。

　　很多受助的人都拿我当妈妈看待

　　郑老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却有一个干儿子。他叫梁关麒，今年已经60多岁了，当时他认郑老为干妈时还很小。因为郑老和梁关麒的姑姑是同学，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才会想到要认“干亲”。几十年前，他们全家迁到澳大利亚，但是即便这样，梁关麒还会经常给郑老打电话、写信、寄贺卡。偶尔回国，一定会来看望这位干妈。

　　还有一个叫张永琪的天津老人，今年也60多岁了，现在都有外孙女了。解放前，她和她的母亲就是被郑老救助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是张永琪在电话中告诉记者的，“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郑老，我们母女都不知道怎么渡过难关呢！”至今，张永琪也经常来看望郑老，就拿自己当女儿一样照顾她。“郑老一辈子就知道帮助别人，她身边没有儿女，我们就是她的孩子，像我这样的‘孩子’，全国各地还有很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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